小偷
游戏的目的达到了，欢度圣诞节的朋友们哄堂大笑。郁勇自己也笑。笑过了有人向郁勇打趣，说，郁勇你有没有可以回忆的往事？郁勇反问道，是小偷回忆的往事？朋友们都说，当然是小偷回忆往事，你有没有往事？郁勇竟然说，让我想一想。大家看着郁勇抓耳挠腮的，并没有认真，正要继续游戏的时候，郁勇叫起来，我要回忆，他说，我真的要回忆，我真的想起了一段往事。
卫生院成都女孩的。谭峰示意我不要高声说话，他摸了一下小火车，突然笑了起来，说，不是偷的，那女孩够蠢的，她就把小火车放在窗前嘛，她请我把它拿走，我就把它拿走了嘛。
小偷在箱子里回忆往事。如此有趣的语言总是有出处的。事实上它来自于一次拆字游戏。圣诞节的夜晚，几个附庸风雅的中国人吃掉了一只半生不熟的火鸡，还喝了许多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他们的肠胃没有产生什么不适的感觉。他们聊天聊到最后没什么可聊了，有人就提议做拆字游戏。所谓的拆字游戏要求参加者在不同的纸条上写下主语、状语、谓语、宾语，纸条和词组都多多益善，纸条与词组越多组合成的句子也越多，变化也越大。他们都是个中老手，懂得选择一些奇怪的词组，在这样的前提下拼凑出来的句子就有可能妙趣横生，有时候甚至让人笑破肚皮。这些人挖空心思在一张张纸条上写字，堆了一桌子。后来名叫郁勇的人抓到了这四张纸条：小偷在箱子里回忆往事。
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郁勇说了一个别人无法打断的故事。
我后来的烦恼就是来自这把钥匙。我根本没考虑过谭峰回家以后如何面对他的问题。我每天都在尝试自己制作那把钥匙，有一天我独自在家里忙乎，在磨刀石上磨一把挂锁的钥匙，门突然被谁踢开了，进来的就是谭峰。谭峰站在我的面前，气势汹汹地瞪着我，他说，你这个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四类分子！我一下子乱了方寸，我把挂锁钥匙紧紧地抓在手心里，听凭谭峰用他掌握的各种词汇辱骂我，我看着他的那只被白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左手，一种负罪感使我失去了还击的勇气。我保持沉默，我在想谭峰还不知道我去过砖窑，我在想他会不会猜到是我去砖窑拿走了小火车。谭峰没有动手，可能他知道自己只用一只手会吃亏，所以他光是骂，骂了一会儿他觉得没意思了，就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还是不说话，他大概觉得自己过分了，于是他把那只左手伸过来让我参观，他说，你知道绑了多少纱布，整整一卷呢！我不说话。谭峰就自己研究手上的纱布，看了一会儿他忽然得意地笑起来，说，我把我老子骗了，我哪儿是用左手拿东西，是右手嘛。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喂，你说烫左手合算还是烫右手合算？这次我说话了，我说，都不合算，不烫才合算。他愣了一下，对我做了个轻蔑的动作，傻瓜，你懂个屁，右手比左手重要多了，吃饭干活都要用右手，你懂不懂？
我很坏？是的，我小时候就坏，就知道侵吞赃物了。问题其实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想有这么一个秘密，你们替我想想，我怎么肯把它交出去？然后很快就到了寒假，就是那年寒假，我父亲从部队退役到了武汉，我们一家要从小镇迁到武汉去了。这个消息使我异常兴奋，不仅因为武汉是个大城市，也因为我有了机会彻底地摆脱关于小火车的苦恼，我天天盼望着离开小镇的日子，盼望离开谭峰离开这个小镇。
你们以为我会拿着小火车去卫生院找何医生？不，要是那样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故事了。坦率地说我根本就没想物归原主，我当时只是发愁怎样把小火车带回家，不让任何人发现。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汗衫脱下来，又掰了一堆玉米，我用汗衫把玉米连同小火车包在一起，做成一个包裹，提着它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走。我从来不像镇上其他的男孩一样光着上身，主要是母亲不允许，所以我走在小街上时总觉得所有人都在朝我看，我很慌张，确实有人注意到了我的异常，我听见一个妇女对另一个妇女说，热死人的天，连李老师的孩子都光膀子啦。另一个妇女却注意到了我手中的包裹，她说，这孩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不会是偷的吧？我吓了一跳，幸亏我母亲在镇上享有美好的声誉，那个多嘴的妇女立刻受到了同伴的抢白，她说，你乱嚼什么舌头？李老师的孩子怎么会去偷东西？
我和谭峰就这样开始分道扬镳，我们是邻居，但后来双方碰了头就有一方会扭过脸去，这一切在我是由于一个沉重的秘密，在谭峰却是一种创伤造成的。我相信谭峰的左手包括他的内心都遭受了这种创伤，我得承认，那是我造成的。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在几个月以后，谭峰在门口刷牙，我听见他在叫我的名字，等我跑出去，他还在叫我的名字，但他并不朝我看一眼，他在自言自语，他说，郁勇，郁勇，我认识你。我当时一下子就闹了个大红脸，我相信他掌握了我的秘密，让我纳闷的是自从谭峰从医院回家，我一直把小火车藏在高压锅里，连我母亲都未察觉，谭峰怎么会知道？难道他也是凭借灵感得知这个秘密吗？
我恰好看见了铁匠残害他儿子的那可怕的一幕，看见他把谭峰的左手摁在一块烧得火红的烙铁上，也是在这个瞬间，我记得谭峰向我投来匆匆的一瞥，那么惊愕那么绝望的一瞥，就像第二块火红的烙铁，烫得我浑身冒出了白烟。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谭峰不肯坦白。他不否认他偷了那辆红色小火车，但就是不肯说出小火车的藏匿之处。我听见了谭铁匠的咒骂声和谭峰的一次胜过一次的尖叫，铁匠对儿子的教育总是由溺爱和毒打交织而成的。我听见铁匠突然发出一声山崩地裂的怒吼，哪只手偷的东西？左手还是右手？话音未落谭峰的母亲和姐姐妹妹一齐哭叫起来，当时的气氛令人恐怖，我知道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不愿意错过目睹这件事情的机会，因此我趁母亲洗菜的时候一个箭步冲出了家门。
我的运气不错，母亲不在家，所以我为小火车找到了安身之处，不止是床底下的杂物箱，还有两处作为机动和临时地点，一处是我父亲留在家里的军用棉大衣，还有一处是厨房里闲置不用的高压锅。我藏好了小火车，一直坐立不安。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把拧发条的钥匙，谭峰肯定是把它藏在身边了。我得不到钥匙，就无法让小火车跑起来，对于我来说，一辆不能运动的小火车起码失去了一大半的价值。
那辆红色的铁皮小火车，有一个车头和四节车厢，车头顶端有一个烟囱，车头里还坐着一个司机。如今的孩子看见这种火车不会稀罕它，可是那个时候，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你能想象它对一个男孩意味着什么，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对吗？我记得我的手像是被磁铁所吸引的一块铁，我的手情不自禁地去抓小火车，可是每次都被谭峰推开了。
我想象着谭峰从窗子里把那辆小火车偷出来的情景，心里充满了一种嫉妒，我发誓这是我第一次对谭峰的行为产生嫉妒之心。说起来奇怪，我当时只有八九岁，却能够掩饰我的嫉妒，我后来冷静地问谭峰，火车能开吗？火车要是不能开，就没什么稀罕的。
我认识卫生院的成都女孩，那个女孩矮矮胖胖的，脑子也确实笨，你问她一加一等于几，她说一加一是十一。我突然记起来成都女孩那天站在卫生院门前哭，哭得嗓子都哑了，她父亲何医生把她扛在肩上，像是扛一只麻袋一样扛回了家，我现在可以肯定她是为了那辆小火车在哭。
谭峰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愚笨，他把小火车转移了。我断定他是在事情败露以后转移了小火车，也许当他姐姐妹妹满镇子叫喊他的时候，他把小火车藏到了更为隐秘的地方。我站在老张的猪圈里，突然意识到谭峰对我其实是有所戒备的，也许他早就想到有一天我会告密，也许他还有另一个室库，想到这些我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悲伤。
事实上我的那个可怕的念头就是在一瞬间产生的，这个念头起初很模糊，当我看着谭峰用柴草把他的宝库盖好，当谭峰用一种忧虑的目光看着我，对我说，你不会告诉别人吧？我的这个念头渐渐地清晰起来，我没说话，我和谭峰一前一后离开了老张的猪圈，路上谭峰扑了一只蝴蝶，他要把蝴蝶送给我，似乎想作出某种补偿。我拒绝了，我对蝴蝶不感兴趣。我觉得我脑子里的那个念头越来越沉重，它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可是我无力把它从我脑子里赶走。
我母亲看不惯谭峰和他们一家，不过那个年代的人思想都很先进，她说能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也能受一点教育，她假如知道我和谭峰在一起干的事情会气疯的，偷窃，我母亲喜欢用这个词，偷窃是她一生最为痛恨的品行，但她不知道我已经和这个词汇发生了非常紧密的联系。
你们都猜到了，是那把钥匙，红色小火车的发条钥匙！我记得钥匙湿漉漉的，不知是他的手汗还是雨水。我感到很意外，我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个结局，直到现在我对这个结局仍然感到意外。有谁知道谭峰是怎么想的吗？
假如不是因为那辆玩具火车，我不知道我和谭峰的同盟关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谭峰有一个宝库，其实就是五保户老张家的猪圈。谭峰在窝藏赃物上很聪明，老张的腿脚不太灵便，他的猪圈里没有猪，谭峰就挖空了柴草堆，把他偷来的所有东西放在里面，如果有人看见他，他就说来为老张送柴草，谭峰确实也为老张送过柴草，一半给他用，一半当然是为了扩大他的宝库。
你从哪儿偷来的？我几乎大叫起来，是谁的？
我跟你们说说那个宝库，里面的东西现在说起来是很可笑的，有许多药瓶子和针剂，说不定是妇女服用的避孕药，有搪瓷杯、苍蝇拍、铜丝、铁丝、火柴、顶针、红领中、晾衣架、旱烟袋、铝质的调羹，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谭峰让我看他的宝库，我毫不掩饰我的鄙夷之情，然后谭峰就扒开了那堆药瓶子，捧出了那辆红色的玩具火车，他说，你看。他小心翼翼地捧着火车，同时用肘部阻挡我向火车靠近，他说，你看。他的嘴上重复着这句话，但他的肘部反对我向火车靠近，他的肘部在说，你就站那儿看，就看一眼，不准碰它。
我不是小偷，当然不是小偷。你们大概都知道，我不是本地人，我在四川出生，小时候跟着我母亲在四川长大。我母亲是个中学教师，我父亲是空军的地勤人员，很少回家。你们说像我这种家庭环境里的孩子可能当小偷吗，当然不会是小偷，可我要说的是跟小偷沾边的事情，你们别吵了，我就挑有代表性的事情说，不，我就说一件事吧，就说谭峰的事。
让我违抗母亲命令的是一种灼热的欲望，我迫切地想找到那辆失踪的红色小火车。母亲把门反锁了，我从窗子里跳出去，怀着渴望在小镇的街道上走着。我没有目标，我只是盲目地寻找着目标。是八月的一天，天气很闷热，镇上的孩子们聚集在河边，他们或者在水中玩水，或者在岸上做着无聊的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我不想玩水，也不想做官兵做强盗，我只想着那辆红色的铁皮小火车。走出镇上唯一的麻石铺的小街，我看见了玉米地里那座废弃的砖窑。这一定是人们所说的灵感，我突然想起来谭峰曾经把老叶家的几只小鸡藏到砖窑里，砖窑会不会是他的第二个宝库呢，我这么想着无端地紧张起来，我搬开堵着砖窑门的石头，钻了进去，我看见一些新鲜的玉米杆子堆在一起，就用脚踢了一下，你猜到了？你猜到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是说苍天不负有心人吗？我听见了一种清脆的回声，我的心几乎要停止跳动了，苍天不负有心人呀，就这么简单，我在砖窑里找到了成都女孩的红色小火车。
他们是在水里把谭峰抓住的，谭峰想越过镇外的小河逃到对岸去，但他只是会两下狗刨式，到了深水处他就胡乱扑腾起来，他不喊救命，光是在水里扑腾，铁匠赶到河边，把儿子捞上了岸，后来他就拖着湿漉漉的谭峰往家里走，镇上人跟着父子俩往谭峰家里走，谭峰像一根圆木在地上滚动，他努力地朝两边仰起脸，唾骂那些看热闹的人，看你妈个＊，看你妈个＊！
你大概能猜到我做了什么。我跑到卫生院去找到了何医生，告诉他谭峰偷了他女儿的小火车。为了不让他认出我的脸，我还戴了个大口罩，我匆匆把话说完就逃走了。回家的路上我恰好遇到了谭峰，谭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几个孩子在踢球玩，他叫我一起玩，我说我要回家吃饭，一溜烟似的就逃走了。你知道告密者的滋味是最难受的，那天傍晚我躲在家里，竖着耳朵留心隔壁谭峰家的动静，后来何医生和女孩果然来到了谭峰家。
谭峰是我在四川小镇上的唯一一个朋友，他跟我同龄，那会儿大概也是八九岁。谭峰家住在我家隔壁，他父亲是个铁匠，母亲是农村户口，家里一大堆孩子，就他一个男的，其他全是女孩子，你想想他们家的人会有多么宠爱谭峰。他们确实宠爱他，但是只有我知道谭峰偷东西的事情，除了我家的东西他不敢偷，小镇上几乎所有人家都被他偷过。他大摇大摆地闯到人家家里去，问那家的孩子在不在家，就那么一会儿功夫，他就把桌上的一罐辣椒或者一本连环画塞在衣服里面了。有时候我看着他偷，我的心砰砰地跳，谭峰却从来若无其事。他做这些事情不避讳我，是因为他把我当成最忠实的朋友，我也确实给他做过掩护，有一次谭峰偷了人家一块手表，你知道那时候一块手表是很值钱的，那家人怀疑是谭峰偷的，一家几口人嚷到谭峰家门口，谭峰把着门不让他们进去，铁匠夫妻都出来了，他们不相信谭峰敢偷手表，但是因为谭峰嘴里不停地骂脏话，铁匠就不停地拧他的耳朵，谭峰嘴犟，他大叫着我的名字，要我出来为他作证，我就出去了，我说谭峰没有偷那块手表，我可以证明。我记得当时谭峰脸上那种得意的微笑和铁匠夫妇对我感激涕零的眼神，他们对围观者说，那是李老师的孩子呀，他家教好，从来不说谎的。这件事情就因为我的原因变成了悬案，过了几天丢手表的那家人又在家里发现了那只手表，他们还到谭峰家来打招呼，说是冤枉了谭峰，还给他送来一大碗汤圆，谭峰捧着那碗汤圆叫我一起吃，我们俩很得意，是我让谭峰悄悄地把手表送回去的。
你能想象事情过后谭家的混乱吧，后来谭峰昏过去了，是铁匠一直在呜呜地哭，他抱着儿子一边哭着一边满街寻找镇上的拖拉机手。后来铁匠夫妇都坐上了拖拉机，把谭峰送到三十里外的地区医院去了。
朋友们中间没人愿意回答郁勇的问题，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有人问郁勇，你那辆小火车现在还在吗？郁勇说，早就不在了。到武汉的第三天，我父母就把它装在盒子里寄给何医生了。又有人愚蠢地说，那多可惜。郁勇笑起来，他说，是有点可惜，可你怎么不替我父母想想，他们怎么会愿意窝藏一件赃物？他们怎么会让我变成一个小偷？
我说得一点也不夸张，我的心也被烫出了一个洞。我没听见谭峰响彻小镇上空的那声惨叫，我掉头就跑，似乎害怕失去了左手手指的谭峰会来追赶我。我怀着恐惧和负罪之心疯狂地跑着，不知怎么就跑到了五保户老张的猪圈里。说起来真是奇怪，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仍然没有忘记那辆红色的小火车，我在柴草堆上坐了一会儿，下定决心翻开了谭峰的宝库。我趁着日落时最后的那道光线仔细搜寻着，让我惊讶的是那辆红色的小火车不见了，柴草垛已经散了架，我还是没有发现那辆红色的小火车。
谭峰回家后我们不再在一起玩了，我母亲禁止，铁匠夫妇也不准他和我玩，他们现在都把我看成一个狡猾的孩子。我不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我常常留心他们家的动静，是因为我急于知道他是否去过砖窑，是否会怀疑我拿了那辆红色小火车。
我知道那几天谭峰会在极度的疼痛中度过，而我的日子其实也很难熬。一方面是由于我母亲对我的惩罚，她不准我出门，她认为谭峰的事情有我的一半责任，所以她要求我像她的学生那样，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你想想我那时候才八九岁，能写出什么言之有物的检讨呢，我在一本作业本上写写画画的，不知不觉地画了好几辆小火车在纸上，画了就扔，扔了脑子里还在想那辆红色的小火车。没有任何办法，我没有办法抵御小火车对我产生的魔力，我伏在桌子上，耳朵里总是听见隐隐约约的金属声，那是小火车的轮子与地面磨擦时发出的声音。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四节车厢的十六个轮子，还有火车头上端的那个烟囱，还有那个小巧的脖子上挽了一块毛巾的司机。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已经开学了，我被谭峰堵在学校门口，谭峰的模样显得失魂落魄的，他用一种近乎乞求的眼神盯着我，他说，你拿没拿？我对这种场景已经有所准备，你不能想象我当时有多么的冷静和世故，我说，拿什么呀？谭峰轻轻地说，火车。我说，什么火车？你偷的那辆火车？谭峰说，不见了，我把它藏得好好的，怎么会不见了呢？我告诫自己要冷静，不能提砖窑两个字，于是我假充好人地提醒他，你不是放在老张家的猪圈里了吗？谭峰朝我翻了个白眼，随后就不再问我什么了，他开始向操场倒退着走过去，他的眼睛仍然迷惑地盯着我，我也直视着他的眼睛，随他向操场走去。你肯定不能相信我当时的表现，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会有如此镇定成熟的气派。这一切并非我的天性，完全是因为那辆红色的小火车。
我听见谭峰的母亲扯着嗓子喊着谭峰的名字，谭峰父亲手里的锤子也停止了单调的吵闹声。他们找不到谭峰，谭峰的姐姐妹妹满镇叫喊着谭峰的名字，可是他们找不到谭峰。铁匠怒气冲冲地来到我家，问我谭峰去了哪里，我不说话，铁匠又问我，谭峰是不是偷了何医生家的小火车，我还是不说话，我没有勇气作证。那天谭铁匠干疤的瘦脸像一块烙铁一样滋滋地冒出烈焰怒火，我怀疑他会杀人。听着小镇上响彻谭峰家人尖利疯狂的喊声，我后悔了，可是后悔来不及了，我母亲这时候从学校回来了，她在谭峰家门前停留了很长时间，等到她把我从蚊帐后面拉出来，我知道我把自己推到绝境中了。铁匠夫妇跟在我母亲身后，我母亲说，不准说谎，告诉我谭峰有没有拿那辆小火车？我无法来形容我母亲那种严厉的无坚不摧的眼神，我的防线一下就崩溃了，我母亲说，拿了你就点头，没拿你就摇头。我点了点头。然后我看见谭铁匠像个炮仗一样跳了起来，谭峰的母亲则一屁股坐在了我家的门槛上，她从鼻子里摔出一把鼻涕，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起来。我没有注意听她诉说的内容，大意反正就是谭峰跟人学坏了，给大人丢人现眼了。我母亲对谭峰母亲的含沙射影很生气，但以她的教养又不愿与她斗嘴，所以我母亲把她的怨恨全部发泄到了我的身上，她用手里的备课本打了我一个耳光。
谭峰向我亮出了一把小小的钥匙，我注意到钥匙是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的，一把简单的用以拧紧发条的钥匙。谭峰露出一种甜蜜的自豪的微笑，把火车放在地上，他用钥匙拧紧了发条，然后我就看见小火车在猪圈里跑起来了，小火车只会直线运动，不会绕圈，也不会拉汽笛，但是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我不想表现得大惊小怪，我说，火车肯定能跑，火车要是不能跑还叫什么火车？
说起来可笑，我把小火车弄到手以后很少有机会摆弄它，更别提那种看着火车在地上跑的快乐了，我只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偶尔打开高压锅的盖子，看它几眼，仅仅是看几眼。你们笑什么？做贼心虚？是做贼心虚的感觉，不，比这个更痛苦更复杂，我有几次做梦梦见小火车，总是梦见小火车拉响汽笛，梦见谭峰和镇上的孩子们迎着汽笛的声音跑来，我就被吓醒了，我知道梦中的汽笛来自五里地以外的室成铁路，但我总是被它吓出一身冷汗。你们问我为什么不把火车还给谭峰？错了，按理要还也该还给成都女孩，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有一天我都走到卫生院门口了，我看见那个女孩在院子里跳橡皮筋，快快活活的，她早就忘了小火车的事了。我想既然她忘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做这件好事呢？我就没搭理她，我还学着谭峰的口气骂了她一句，猪脑壳。
离开那天小镇下着霏霏冷雨，我们一家人在汽车站等候着长途汽车。我看见一个人的脑袋在候车室的窗子外面闪了一下，又闪了一下。那是谭峰，我知道是他，但我不理他。是我母亲让我去向他道别，她说，是谭峰要跟你告别，你们以前还是好朋友，你怎么能不理他？我只好向谭峰走过去，谭峰的衣服都被雨点打湿了，他用那只残缺的手抹着头发上的水滴，他的目光躲躲闪闪的，好像想说什么，却始终不开口，我不耐烦了，我转过身要走，一只手却被拉住了，我感觉到他把什么东西塞在了我的手里，然后就飞快地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