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

这是坐落在嫩江平原上的一所农村镇办中学。虽然远离母校二十余年，但母校从来没有离开我的记忆和思念。以往每次千里迢迢回乡必做的两件事就是看望父母和母校，后来看望父母变成了为父母扫墓，可每次回乡必回母校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不久前的一个早晨，迎着朝阳再一次走进了这所朝思暮想的母校———双阳中学。

四月的嫩江平原，乍暖还寒，春风像一把剪刀在晨光中舞动，走在通往母校的路上顿感丝丝的凉意。正在我扣紧衣扣，加快脚步之时，从侧面路口闪现一位身着黄色上衣，肩背粉红色书包的“艳丽”小女生。我紧走几步试图赶上她聊上几句，不料小女生也加快了脚步，好像对我这个陌生人提高了警惕，我只好放慢了速度，不多时绿树掩映的母校就在眼前。那一排排红瓦房教室、宽阔的运动场、吐绿的白杨树、连校园内甬道都是那么的熟悉，那么亲切；从教室传出的朗朗读书声和着晨风吹动树枝发出“唰、唰”声响，酷似母校在用掌声迎接老校友的归来。

怕打扰校园，我没有直接进入学校，而是沿着校墙外围边走边向里面张望。校园的“景致”像一把钥匙即刻开启了我那尘封在岁月之中的记忆，大脑的屏幕立即闪出了三十多年前，风华正茂的我们在母校学习与生活的点点滴滴。那是七十年代中期教育回潮前后，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冬天在教室和宿舍搭个烧柴禾的砖炉子，烧柴由学生自己动手捡。在教室写字都得戴上手套，住的宿舍晚上睡觉不敢把脑袋露在外面，早晨起来被子上都是白花花一层霜。尽管这样，同学们依旧乐观向上，围着老师请教问题，弥补被文革耽误的课程。最难忘的是几百人挤在学生食堂看电影秩序井然，我的《卖花姑娘》观后感，有幸被选为年段的范文传看，曾引来了一些“粉丝”的围观，其中一个低一年级带头“起哄”的女生，后来不可思议地成为我的妻子……最得意的是在公社（镇）运动会上，师生自愿组成啦啦队，在呐喊助威声中，校篮球队夺得亚军、成人组男女百米竞赛双破纪录……最受锻炼的是在学农基地上跟农民叔叔学种地、学铲地、学收割，帮助生产队（村下设组）拔草、割麦子、收玉米，在城外大坑边上脱土坯，晾干后十几个学生一组拉车（马车或手推车）运回学校建食堂……印象最深的是毕业照上，全班同学簇拥在老师周围恋恋不舍的表情至今还历历在目。特别是毕业典礼上，当年班主任苑国璋老师“烈火熊熊的熔炉里有奔流的铁水，冰雪黑覆盖的峭壁上有翠绿的青松，苍苍茫茫的海面上有展翅飞翔的海燕，遥遥迢迢的征途上有震响着心弦的晨钟”。那沙哑的语调、情深意长的嘱托，至今仍在耳边回响。早年毕业于齐齐哈尔师专的苑国璋老师，既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语文任课教师。刚过不惑之年就患上了气管炎，又引发了肺气肿。冬天除了上课口罩不离口，寒冬季节说话都很费力，一件藏蓝色中山装无论冬夏都裹着他那中等偏瘦的身材，四口之家，两个学生，仅靠每月四十几元工资维持，生活过得紧紧巴巴。尽管如此，苑老师还是兢兢业业地上课，真心实意地帮助学生，像我们这些家不在镇内的农村学生，有时，赶不上学校的伙食，就会被细心的老师领到家中，每次都叮嘱师母特意做个有营养的菜。他那一手斜体独特的书法、丰富的文史知识、低调严谨作风、和蔼可亲的处事方法深深地赢得了同学的敬重。在我中学毕业回乡务农时，老师没有忘记向公社宣传干事推荐我，正是有了这次举荐，才有之后我被选调到公社广播站做三年编辑的学习锻炼机会。老师大学毕业二十多年，始终是扎根农村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奉献着青春和汗水，直至去世时还是毕业当初的四十几元的工资待遇。葬礼那天，已经毕业多年，凡是知道消息的同学都赶去与老师告别，送老师最后一程。苑老师那种对事业的忠诚、对学生的关爱、对家人和亲友的眷恋……太多不舍的神情至今还深深地镌刻在大家的心中。

正当我的思绪驰骋在三十多年前的时空隧道之时，突然，天空中传来喜鹊的叫声，循声望去，一只喜鹊正在校园南侧二十多米高的白杨树上盘旋，树尖部位依稀可见一个喜鹊窝，谁料当年苑老师带领我们亲手栽种的一米来高的小树，如今已经长成四十厘米左右粗细、二三十米高的参天大树。是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年十七八岁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如今都过了知天命的年龄。1975年，我们高中毕业之后，有的同学回乡做了代课教师，有的到社办企业就业，有的被大庆召去当上了石油工人，更多的还是回乡务农。后来，任秀琴和史德良同学分别被组织推荐到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和克山萌芽学校学习深造。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们赶上了头班车，当时回乡做代课教师的徐绍清考取了哈尔滨电工学院；班级团书记杨建国，考取了齐齐哈尔机械中专；回乡参军的江殿智，在部队提职；我则被嫩江地区师范学校录取。还有一些人从事个体经济，发展的都非常好，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为社会奉献着智慧和力量。

不知不觉绕校园转了一周来到了校门口，蓦地，一曲音乐电铃打破了寂静的校园，一群师生纷纷走出教室，正在我发愣之时，一辆摩托车停在我的面前，“张老师，回来咋不吱一声？”随着声音从摩托车上下来两个人，定神一看，面前显得很激动的两位，不禁脱口而出“王义明、许东斌！怎么是你俩？”然后三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我二十几年前教过的学生，后来他们大学毕业回母校工作，几年前已经被重用到教导处主任和教研组长的岗位上，成长为学校教学的中坚力量。如今，他们已步入不惑之年，特别是王义明显得过分成熟，头发已经花白。真是岁月不饶人啊！寒喧了一会儿，原来他俩刚下早自习，拉我一同吃早餐。谢绝之后，他俩老远还在与我挥手，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摩托车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禁联想到当年师范毕业回母校任教的情景。

1979年9月，当我找到副校长张春林报到时，他拉着我的手说“正是缺少人手的时候，欢迎你回来工作。”校长似乎有些激动，说话都不够连贯，好像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事后，我分析当时校长激动的原因：除了我们学习的专业都是数学外，主要还是土生土长的学生又回母校工作，他做为学校领导就像自己的孩子出远门又回家的那种感觉。张校长是文革前的数学本科大学生，教学经验丰富。平时，他经常组织一些教学研究，还不时地拿出一些几何、三角函数等典型数学题目，在数学组征求答案，不时发一些笔记本、钢笔等小奖品鼓励，他的教学研究能力和身体力行作风得到了全校师生的认可，也给我们这些刚刚走上教学岗位上的青年教师树立了榜样。在校领导及老教师的帮助下，我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备课、批改作业、家访，加班加点工作，工作起来有使不完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