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外乡间路

园外乡间路

夕阳在落山时的那片紫色的晚霞令人赏心悦目，麦田、桃林尽收眼底，右侧是通往北京城区的公路。斜阳照射着村庄，房顶和道边田地中泛着金色的光芒，村庄显得分外宁静、优美，远处一辆辆汽车在公路上奔驰。

我在北京郊区租的土坯平房座落在村子最西头（每月租金8元，我每月工资40。1元），两间单独的小房间，挨着院门。我的房东是个男的，四十多岁，是个哑巴，单身一人。我们之间因为语言交流困难，晚上从工厂下班回来，彼此各干各的事，避免了许多“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尴尬，落个清静。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离家，住到乡下。这里对我而言是全新的世界，从小到大我都成长在城市，没有到过真正的农村。那时候社会上流动人口很少，很少有人会到农村去租房子住。我这个城里工作的陌生人在村里租房的消息，像新闻一样很快传遍全村，家喻户晓。每逢在村子里头行走，迎面走过的村民都热情地与我打招呼：

“大哥，吃饭了吗？”

“大哥，这里条件可没有城里好，住的习惯吗？”

……。

“还可以，谢谢！”我总是礼貌地回答。

我们车间的李师傅是这个村子的人。他帮我在这租的房子。他说自从我住进这个村子，村里的姑娘们一下子变得喜欢梳妆打扮，衣服也愿意穿平时最喜欢的衣裳。那个年代城乡差别比较大，挣工资的人几个月的工资比农村全劳动力，一年劳动分红时得到钱要多，找个挣工资的人把自己嫁出去，成了当时农村姑娘的奢望。

不过我可没有心思注意这些，保持一种神秘和陌生这是我在这的生活原则，许多事情都在等着我去做呢。

星期日休息，我开始安装土地电的工作。用了一天功夫，上午挖一个坑，下午一个坑，两个坑相距五十米，深2米。坑越往下挖，向上送土越困难，累得我腰酸腿疼，但总算完成了。负极是铅棒，我用工厂废旧电缆，剖开取出中间电线，再把外面的铅皮敲平，然后像消防水龙带一样卷起来，用铁丝捆绑结实。铅皮前端钻孔打眼，用螺丝螺母固定电线，再使用沥青把连接处封好防潮。好家伙！份量挺沉，从工厂运到村里一路上压得我的28型飞鸽牌自行车前把直打晃。正极是炭棒，我把它放到2米深坑底，铲土把炭棒埋起来，用脚把土踩实，顺出电线，把电线架高，拉电线进屋。拉电线必须沿着农户的房后和墙边走电线，这就需要征求邻居村民同意，我只好挨家挨户去又说好话，又递香烟的同邻居村民商量。

“这电线夏天会不会把雷引到家里来？”邻居村民问。

“不会，你看哪棵树都比电线高，放心吧！”我一遍遍地解释。

就这样，终于把测量大地电流的电线拉进家里，将电线连接在桌子上面的表头上。

第二天，我又成为村里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什么亲眼看见我在地下埋起来两台精密仪器……。

什么‘哑巴那房子’是地震局的一个观测点等等。

我在这个外界各种干扰小的僻静小村，建立起一个业余地震观测点。随后，自己又陆续制作了磁偏角和磁倾角仪，观察唐山大地震后的余震对磁场和地下电流产生的变化情况。我每天坚持使用无线电接收机，监听地震电磁波对无线电传播的干扰程度，进行地震观测和地震预报。

那时候，村里最“引人注目”的，就算我这两间小屋了。土坯垒墙，秫秸盖的顶，白纸糊窗，木板钉门。一根根各种用途的电线引进室内，说不尽的高深莫测，道不完的乡村韵味。

村里还住着一位高人，这个人就住在李师傅介绍的另一农户家。当时，他和我一样都是租房户，他是现在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导师张祥龙博士。张祥龙租的房子是一间过去用来当厨房的小耳房，比我租的房子要小。那时候张祥龙和我同在一个铸工车间，他是磨砂轮工，从事的工作又脏又累。张祥龙是个极有头脑，白净脸，留着小胡子，一看就是很有性格的人。他喜欢打篮球，是我们车间篮球队的主力中锋。他是六八届中专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学生分成两大派组织四三派和四四派，他是《四三战报》的总编辑，曾经与他哥哥一起写过一篇文章叫《论新思潮》，其中有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权力和财产再分配，是为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去除特权阶层，让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人。”“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无产阶级与地富反坏右的矛盾转变为人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等等。于是被上海《文汇报》批判，被扣上“现形反革命”帽子接受学校批判，两次被专案组关押，自然被划成“问题学生”一类，参加工作和分配工种受到影响，就这么进了铸造车间，当上磨砂轮工。张祥龙为人清高，在工厂很少讲话。张祥龙住在农村，是为了有更多时间学习，他在攻读和研究西方哲学。他的父亲是中国某部委的高级总工程师和我的母亲同在一个单位上班。他的父母都是解放以前的大学毕业生，属于那种世代书香的知识分子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