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年”的故事
民以食为天。
古谚：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
小时候家穷弟兄多，为了省口饭让弟妹们填饱肚子，我常到外公家居住。那时候，生活在广大农村的百姓们不仅物质生活拮据，文化生活也相当贫乏。常年看不到报纸，听不见广播，不知道县城里影剧院的大门朝哪儿开。但穷也要乐，乐有穷方，小伙伴们聚一起，开心地嬉戏玩耍，热闹异常。除了跳跳绳、踢踢毽、捉迷藏、挤尿床、跳拐拐斗鸡、骑马打仗，最大的奢华享受就是听讲故事。
我经常跟着外公去放羊，顺便割草、捡麦穗、挖野菜。偶尔也上树捕蝉、捣空柿，下河摸鱼、捞虾、拾河蚌。
外公没上过学，但他酷爱学习，记忆力非凡，几乎过目不忘。“文革”中，年近七旬的他把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背得滚瓜烂熟，一字不落。外公小时候也是个爱听故事迷，多少个黑灯瞎火的严寒冬夜，他都是在长辈们的讲故事中度过。我在外公家居住的岁月里，外公经常把他肚子里众多的感人故事，一个又一个地讲给我听，让我干渴贫瘠的心田，饱尝了一次次丰盛的文化大餐。
外公讲的故事能装满一篓又一篓，多得用车拉。其中让我最刻骨铭心的故事之一是“凶年”。
外公小时候，他的爷爷经常给他及家里的孩子们讲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凶年”的故事。说的是清朝光绪二年至四年，居住在河南省怀庆府（今沁阳市）一带的黎民百姓，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的大劫难。
光绪二年，天大旱，一年无雨。夏粮大减产，秋粮绝收。家底本不富足的百姓们，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困境，许多年老体弱者被饥饿和寒冷夺去了生命。生者含泪将死者草草掩埋，村中到处闻哭声。
光绪三年，天大旱，一年无雨。饥肠辘辘的灾民们老实巴交，笃信“饿死不做贼”的信条。他们一不偷，无东西可偷；二不抢，无地方可抢。他们顶着初春的寒风，纷纷涌向田野、河畔、坡谷、沟岭……挖野菜、捞鱼草、捋树叶、刮树皮、刨草根、捡雁屎。从春到冬，捋了一次又一次，挖了一遍又一遍，人瘦得变形，风吹即倒。路边、河畔、野地、庭院……到处都是饿死的饥民，无人掩埋。
光绪四年，天大旱，一年无雨。树枯死无叶无皮，野菜绝迹无籽无苗，草断根不生。被饥饿逼疯了的饥民们走投无路，陷入绝境，他们开始疯狂地残食自己的同类。他们先是吃死去的饥民，死人吃完了又吃活人，父吃子、夫吃妻、兄吃弟、易子互食……
三年的大旱灾害过后，许多村子里十室九空，幸存者所剩无几。外公的爷爷几经颠险，是幸存者之一。
外公每每讲起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内心酸楚，表情凝重，语重心长地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能一饱忘了千年饥！一辈子不能浪费粮食。记住，粮食是人的命根子，没有粮食人难生存。”
我每每听到或想起外公讲的这个“凶年”的故事，幼小的心灵中总感到撕心裂肺，心潮翻滚，深深地为“凶年”中那些被饥饿夺去生命的死难者扼腕叹息。我常想：饥饿竟是如此的残酷可怕吗？人肉能吃吗？人为啥要吃人呢？外公对我为何煞费苦心呢？他在编故事骗我吗？不！外公是世上的大好人，他绝不会胡编个故事欺骗外孙，我对外公讲的“凶年”故事坚信不移。
十多年后我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茶余饭后，闲暇之时，我也常将外公讲给我的这个“凶年”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开始效果不错，我从孩子们严肃、认真、会神、静思的神情中感觉到，故事打动了他们的心扉，在其幼小的心灵中波澜泛起。孩子们渐渐长大，上学、读书、就业，步入社会。我再将“凶年”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效果却欠佳逊色。从孩子们漫不经心和不屑一顾的神态中我隐隐觉察到，他们似乎觉得故事的内容有碍雅面，与当今社会的时代风貌相悖。他们似乎对“凶年”故事的真实性产生疑惑：人咋会吃人肉？活人咋会吃死人、吃活人？老爸是否吃饱了撑的觉着没事儿，净编着瞎话讲故事骗人？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凶年”的故事到底是假是真？
数年前，朋友送我一套《温县志》，闲暇翻阅，受益匪浅。更为可喜的是，县志为这个流传了几代人的“凶年”故事提供了文字依据。《温县志》载：“清光绪二年，岁大饥。（知县孙厚均）不为民请命，加丁漕。光绪三年，大旱，岁大饥，人相食。斯时，树皮草根剥刨几尽，民饿而死者甚众。居民饿死、逃亡者十之六七。光绪四年，红风、大疫……尸横遍野，无人收殓。”寥寥数笔，方志的编撰者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当年“天大旱，岁大饥，人相食，横尸遍野”的惨不忍睹的血腥历史图像。但对于人是如何“相食”的，记述不够详尽。
几年前的一个金秋，我同儿子驱车到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的县志办查阅史料，出乎意料的是，该县志又为外公当年给我讲的“凶年”的故事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佐证。《获嘉县志》载：“清德宗光绪二年至四年，大旱继以大涝，五谷不登，疫疠大作，父子、夫妻相食者屡见。因饥、疫，仅大清营（村）死者即达600余人。”
更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凶年”过后，时任大清直隶州州判的赵福临，将当年发生在获嘉县境内的“凶年”事件作了详尽的记载，撰写成文，并书丹于石，名曰“凶年碑”，意在教育警示后人。原碑现存获嘉县文物管理所内，成为当地政府一处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基地。下面是《凶年碑》全文：
光绪三年（1877），岁大饥。次年尤甚。予于三年正月十八日看书灯下，忽闻村外火光甚剧。予怪之。率众近视，火由地中起。考诸古为火星。主大旱。及至麦收，薄甚。麦田旱如故。秋，只籽不见。然尚可勉强度日也。八月麦种不布，人情汹汹，俱无生路。浮延至十一月，斗米置（值）钱千三，斤馍要钱九十，口食之贵，虽道光二十七年（1847）不若是甚，然犹可卖庄田以糊口也。最难甚者，次年正二月，蒺藜斗量，杂草秤称，揭榆皮以疗饥，树皆就死，撅草根以充腹，芽不及生。于是死者遍野，逃者载途。父子至亲，竟作离乡之鬼，兄弟至爱，难为故土之人。所不忍言者三四月间，欲卖庄田，迄无买主，即勉强求买者，卖一亩田，不能值母钱一串。拆三间房，仅足粜米数升。万不得已，鬻妻卖女，苟且偷生，甚至父食其子，不复知天性之思，夫食其妻，竟若是人情之变。此时之人，鹄形鸠面，风吹可倒，枵腹求食，日事颠连。幸而我皇上轸急灾黎，以布救济。城内、亢村，两设饭场。兼之江苏助赈局，连放二赈，生活颇多。然时瘟疫大作，伤人甚众。是年，秋虽有望，西北地又被沁水淹坏。七月后，瘰疠盛行，种种灾患，人何以堪！所以“地方”陈五常于二月清查户口，有一千三百零四。冬又清查，仅有七百有奇。奈天灾未尽，忽然虎狼遍野伤人，此诚本朝不恒之奇灾矣，二三父老所未尝经见之。后之人欲防险年，须积蓄口粮，不然，临渴掘井，智勇俱困，勿谓予言之不早也。是为序。直隶州州判恩贡赵福临撰文并书丹。光绪六年（1880）岁次庚辰十二月上浣谷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