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北京

2003年正月十六日，随着元宵节最后一束烟花的熄灭，春节就算过去了。

给我送行的是我最好的朋友甄洪栋，在沂州路以西、银雀山路以南，他和爱人经营的“玉洁美颜培训中心”的二层小楼上，他是唯一知道我要离开这座城市的人。晚餐的几道菜都是我平时最喜欢的：辣椒炒鸡、卤水豆腐、炸花生米、葱花炒鸡蛋。他爱人在一层忙碌着，大儿子笑生在外面玩耍，老二强生才几个月大，刚刚吃了一大瓶奶，被扔在床上，自己对着天花板唱着为我送行的歌谣，只是我一句也没有听懂。

我和老甄不急不慢地举杯对饮着。

六年的光阴就像昨夜沂河岸边的烟花一样，在我的眼前升起又落下……

我退伍第二年的初冬，在济南、深圳折腾了一个来回无果后，决定在离家只有百余里的临沂市找份工作。

经朋友介绍，我去了一家企业文化中心上班。中心是市委宣传部的实体单位，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很时尚的产物，好多政府部门都下设了实体。中心办公的地点在市委南门以东、沂州路中段路东的一座二层的小楼里，是临时租的附近居民的。本来小楼没有地理编号，领导决定就叫“沂州路58号”了，还把这几个字刻在了一块大理石上，贴在门口的右侧，很醒目。中心的领导是宣传部的一位科长兼任的，领导姓徐，我们都叫他“徐科长”。我对徐科长的第一印象是：形态微胖、才华横溢、为人豪爽，一口地道的当地话，标准的沂蒙汉子。徐科长对我们三四个部下还不错，因为没有食堂，就指定办公楼对面的“金达莱羊汤馆”作为临时的食堂，可以记账。开始我们的午餐、晚餐都很标准，每人一碗羊汤，两个煎饼。偶尔来个战友、同学的也就记着账了，慢慢就习惯了，越记越多。后来领导一看我们几个人每月的账单比单位的招待还多，就开会取消了这个办法。于是，以员工工作餐为主、中心招待为辅的“文心草舍”就在办公楼的隔壁、一个只有三间茅草房的小院里光荣地诞生了。从此，每人每天发八块钱的饭票，不够的自己掏钱买。

一转眼的工夫，春节来了又去。正月初八刚上班，徐科长让我陪同他去深圳出差。我们先开车到济南，又从济南坐飞机到深圳，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在深圳的几天里，我们考察了几家规模很大的印刷公司，并订购了300套精装版的《邓小平画册》。就在那个春天，一代伟人邓小平逝世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画册卖掉，我临时变成了一个推销员。徐科长给我们每人列了一串长长的名单，让我们挨家挨户地去联系。我负责济南、淄博、潍坊和聊城等地区，大多单位都是每个地市的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和一些省直机关，都是徐科长的老熟人。没想到，三个月下来竟然没剩下几本，我和同事们每人都领到了一千多元的奖金。我第一次深深地感到做一个推销员的好处。

中心发展得很快，人员也陆续进了不少。我来的第三个年头，也是中心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年，办公楼由“沂州路58号”搬迁到向北不到200米的“沂蒙大酒店”办公，酒店共七层，我们租用了五、六、七层和一层的餐厅。一层的餐厅很快被改造成了豪华的“文心园酒店”。中心又成立了直属机构“临沂市企业家俱乐部”，是当时全省17地市第一家企业家的会所。俱乐部下设了好多部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陆续走过的部门就有广告传播部、文化用品部、办公室、文心园酒店等。从三四个人到八九十人的过程，也给我的人生观和事业观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我曾数次下定决心，要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且我一直认真地努力着做好每一份工作和站好每一个岗位。

或许，整个单位里就我一个是当过兵的缘故，每当有一些比较棘手的事情时，徐科长总会把我派到一线去。

当我被任命为“文心园酒店”第四任经理的时候，酒店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厨房里的地上在大冬天可以看见成群结队的蛆在游行，一块两三斤重的肥肉可以被厨师随便扔进垃圾桶，服务员上班随意嬉戏已是见怪不怪了。明知是个烫手的山药，却又不得不接。经过三思之后，我向徐科长提出三条要求，必须答应我才能上任，其中一条就是有人事任免权。

领导答应了。

是毒瘤就要医治，如果毒性太深，用药医治无效，就只有切除了。上任的第三天，我把所有的厨师换了个班子。原来的统统开除，新上任的是济南金马大酒店的一个新团队。当我的人事调整命令一宣布，立即遭到了原厨师队伍的强烈反对，并且扬言要按照签订的劳动合同去告我，因为合同规定，要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我很简单地把我看到的一切向他们复述了一篇，并且反问他们：如果你们是老板，你们会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们不进行自我反思，哪家酒店敢用你们？如果没有工作，你们靠什么来养家？几句话问得他们都耷拉下了高傲的脑袋。服务员不能再开了，因为一时找不到足够的人。我每天给服务员上两个小时的队列训练，重新规范规章制度。慢慢地，整个团队又有了刚开业时的新活力。

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工作了两周，我整个人瘦了17斤，才知道这个差事确实很烫手。早早晚晚的辛苦自然不用提了，但无米之炊的现实却难倒了我这位看上去还算英雄的男子汉。因为酒店是政府实体的下级单位，又靠近市委大院，所以来来往往的大多数客人都和大院有关系。开始的时候，每天大厅包间都坐得满满的，我也着实高兴了一番。可到晚上一结账，每天近万元的营业额见不到一千元的现金，其他全部是签单，并且不是政府机关这个部那个科的，就是这个局长那个书记的太太。吧台的服务员告诉我，这些人的账都不好要。可第二天还要继续营业，买菜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先欠着了。时间不长，我宿舍的门就成了公用的一样，每天天不亮就被人“当当当”地敲个不停，什么卖甲鱼的、卖羊肉的、卖鸡蛋的、卖香菜的，不是给我送礼的，而是找我要账的。

这种境况是我开始所没有想到的，每天感觉是度日如年。在坚持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我实在是撑不住了，再撑下去就要进精神病医院了。如是，只有申请让贤了。

或许，“文心园”在开始的时候就定错了经营理念；也或许，这种实体的产物就意味着生命力的短暂。随着第五任经理上任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倾注了徐科长和整个单位员工心血和希望的“文心园酒店”，最终以不幸夭折而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