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生病时

60多年前，每当我头疼脑热生病时，总会在母亲面前撒娇，哼唧着：“我难受，我难受！”母亲听后，总是立即放下手里的针线活儿，把我揽到怀里，摸摸我的额头，失急慌忙地为我诊治。

她治病的方法很多，比如把黄蒿洗净，挤出绿莹莹的汁液，兑入井里打出来的凉水，放点白糖让我喝下，可以治喉咙痛；或用葱白、姜片熬成水放入红糖，要我喝完躺在床上蒙住被子发汗，可以退烧。接下来母亲会为我做一碗鸡蛋汤，汤里飘着鸡蛋花儿、葱花儿、油花儿。这样的汤平时见不着，只有害病时才能喝，很香。如果我有些咳嗽，母亲会把土墙上的花蜘蛛放在豆油灯上烤熟了给我吃；或者从墙根儿处扒出几只土鳖虫洗净，挤出它们的白色汁液，放上白糖给我喝，这些方法都能止咳。我特别喜欢吃的止咳食品是咸食：面糊里放入白萝卜丝，再加入一点切碎的“蛤蟆皮”棵叶子，用棉子油煎炸，有些苦香的味道，吃起来很有嚼头。蚊叮虫咬时，身上起疙瘩，又痒又疼，母亲通常会用唾液抹。她最尊崇的是“哑巴唾沫”，即睡醒还没有开口说话时的唾液。她认为那是最干净、最有效、最神奇的东西。“呸”的一口，把唾液吐在一只手心里，另一只手找准患处，轻轻抓挠后，把唾液抹上，有点针刺样的疼痛，不一会儿，就舒服多了。有时候，伤处有些发炎，她甚至会直接用舌头在患处舔，直到痊愈。

母亲平时总是很忙，没有工夫管我。只有生病时，她才会停下手中的针线活儿，抱着哄我入睡。那亲亲的拥抱，柔柔的话语，轻轻的抚摸，让我深深地依恋。生病时，能接受母亲的爱抚，喝到甜甜的糖水，吃点鸡蛋或肉。这些东西在平时是享受不到的。童年，生病时，是我享受母爱的幸福时光。所以，小时候我不怕生病，嘴馋了，还盼着害场病才好呢。

那年秋天的一天，我冷得浑身哆嗦，照样蹲在那里晒太阳。直到阳光隐去，身上还是晒不热，而且冷得更厉害，不由自主地瑟瑟发抖，实在无法忍受，决定回家。我扶着墙壁站起来，摇摇晃晃、迷迷糊糊地走进院子。家里屋门锁着。我坐在门槛上，看见院子里的槐树，槐树下的捶布石都在东摇西摆地晃荡，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昏黄，晕晕乎乎地像要飘到半空中。

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回的家，不知道我怎么会躺在床上睡着了。等我浑身是汗醒来时，身上盖了被子、棉衣及一切可以盖的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热呀热呀！”我一个劲儿地喊叫。

过后，母亲让我吃“黑白丑”。那是一种牵牛花上结的子。她把黑白丑捣碎，和在面粉里做成烙馍让我吃。吃着麻嘴，吃下后会拉肚子。母亲很相信这一招，她认为所有的病根儿都在肚子里，拉出来就没事儿了。我吃了黑白丑照样拉肚子。而且，病情仍不见好转。

我的病越来越严重，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夜晚黑咕隆咚的屋子里，母亲把我揽在怀里，和父亲商量着，要不要为我准备一口小棺材，毕竟个子有这么高，不是可以随便扔掉的小婴儿了。我似乎看见自己就躺在村外野草丛生的水沟里，和那些裹在破衣服里或者赤身露体的死婴在一起。我恐惧地打战，抓住母亲的乳房，少气无力地请求着，不要扔掉我。母亲突然放声大哭：“老天啊，救救我可怜的冻妮儿吧。我40岁才生这一个闺女，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的闺女呀，我的小棉袄哇！”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母亲这么大声地哭过。那呼天喊地的哭声，似乎塞满整个屋子，又要撑破房顶飞出去。我，害怕极了。

正在母亲焦急无奈时，村里来了一支穿灰军装的队伍。他们为村民打扫院子、挑满水缸，一边干活一边唱，到处响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一位身材矮小的战士，穿着宽大的灰上衣，那衣服太长，几乎拖到膝盖以下。他拿着一卷染过色的灰粗布来请我母亲按照他的身材剪裁衣服。剪裁好了，他自己开始缝制，有点儿笨手笨脚。母亲看着心疼，就主动为他缝制，同时说起我的病情。那位小战士听后，说那病叫“疟疾”，是蚊子传染的，奎宁可以治。他是卫生员，找排长说明情况，拿来药嘱我服下。没过两天，我的“半晌”真就止住了。

母亲说我有福气，总是在有难的时候遇到贵人相助。如若小战士不给我药吃，说不定我的小命真就没了。

母亲缝好军衣，让小战士穿上试试，很合体。他立刻显得容光焕发，精神了许多。母亲与村里的妇女们开始起五更搭黄昏地为士兵们缝军衣、做军鞋。战士们大娘长大娘短地说着感谢话。

晚上，那位小战士送来了几个白面馒头，说是部队要开拔了，这几个馒头留给我吃。哎呀，那白面馒头真香，我以前从来没吃过那样好吃的馒头。

队伍趁着夜色悄悄地出发了。夜半时分，从东南方向传来隐隐约约的枪声。母亲跪在院子里磕头，祈祷苍天保佑那些年轻的战士们……

天亮时，那支队伍又回到了村里。队伍里多了几个伤员，有的拄着树棍，有的用绷带吊着胳膊，而我再也没有看到那位给我药吃、送我馒头的小战士了。他，牺牲了。战友们把他埋到了我们村子北边的高粱地里。村子里没人知道他的姓名，据说他是河北人。

后来，我很怕到村子北边的地里挖野菜，不敢面对那个新隆起的土坟，眼前总浮现出那个小战士穿上新军衣满脸欣喜的面容。

责任编辑：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