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姆的心事
那是1980年4月的一天，我作为秘书随自治区党委一位领导到山南地区扎囊县调研。在与县委领导商量这次调研内容和计划安排后，工作组一行住进了县招待所。放下东西不久，便见到一位穿着一身很干净银灰色藏装、头上盘着好几根梳得很熨帖很整齐的发辫、显得很清秀很精神约30岁的藏族女士，提着红色暖水瓶进来，她向我微笑着点了一下头，便很利落地给我泡了一杯茶，然后用半生不熟的汉语介绍自己叫曲姆，是招待所工作人员，有事就叫她。她还红着脸有些胆怯有些羞涩地说：“有件事想给自治区领导反映，不知行不行？”她说着竟然哭了起来。我赶忙劝她不要哭，有什么委屈的事都可以反映。我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冤事，便立即给自治区党委领导作了报告。自治区党委领导让一同来的自治区藏语翻译局的马副局长一起来，听曲姆反映问题。
曲姆听说同意她反映问题，脸上露出高兴而激动的神色，她双手合拢胸前做出作揖躬身敬礼的姿态。她用藏语说一段，马副局长用汉语翻译一段，我在一旁作了详细记录。
1964年6月，曲姆从自治区举办的职工培训班结业后分到扎囊县招待所工作，招待所归县委办公室管。不久一个叫王庆生的从自治区组织部调到扎囊县委任办公室主任。因无空余住房，王主任就住在招待所里。曲姆也住招待所院内一个两开间的小平房里。由于工作关系和住得比较近，又都是从自治区调来的，两人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曲姆家在拉萨，有时回家总是给王主任带点好吃的，王主任有时到拉萨开会也常给曲姆买些头饰或衣服什么的。这样两个单身，一来二往感情与日俱增，特别是曲姆非常执著，大有非王庆生不嫁、不追到他誓不罢休的劲头。一天见不到他，就会像丢了魂似的发慌，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王庆生原在驻藏某部队任连长，参加过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英勇顽强，身负重伤，荣立二等功，住院半年后转业到西藏自治区安排了工作，但身背后却留下三处伤口。每到阴雨天，常红肿发炎，需要有人帮助抹药。曲姆主动承担下来，每天早晚两次帮他抹药，尽管有股腥臭味，但她从不嫌弃，直到炎症消去。
1966年年初的一天，王庆生患重感冒，那天雪下得很大，地上积了五六公分厚的雪，曲姆冒着纷飞的大雪和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到县医院为他取药，帮他用温水服下，到晚上11点钟，王庆生高烧仍没退去，她又到家里烧了一大碗很浓的姜汤给他服下。她一直守到深夜，不放心离开，实在又冷又困，便找了一床被子在王庆生床边迷迷糊糊睡着了。也不知何时王庆生竟把她搂在怀里，她开始有些心慌，之后便心甘情愿地把做姑娘的身子给了王庆生，这也实现了一直埋在她心上的念想。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她感到浑身从没有过的那种轻松舒心。这样的事有了开头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只要两人两情相悦，就会没完没了。
不久曲姆怀孕了，眼看着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王庆生开始担心害怕起来，表面上装着很高兴，内心却陷入了极度进退两难的境地。思来想去，最终侥幸心理占据上风，想到扎囊离成都很遥远，那时信息又蔽塞，一时暴露不了，即便暴露了再与老婆摊牌也不迟。在曲姆的多次催促下，王庆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只好与曲姆办了结婚手续，并在很小范围内，悄悄请机关几个要好的朋友喝点酥油茶吃点糖果之类的便算举办了婚礼。曲姆不看重这些，只要能与王庆生结婚怎么着都行。
这年10月，曲姆临产。她只好请产假回到拉萨母亲处，便于母亲照顾。没几天便在拉萨医院产下七斤重的胖小子。就在王庆生兴高采烈激动异常准备起程到拉萨亲吻自己宝贝儿子时，成都的老婆却突然出现在县委办公楼里。王庆生已三年没有休假回成都，她老婆又从回去探亲的老乡那里时常听到些风言风语，于是便对王庆生产生了怀疑。老婆的突然到来，让王庆生心慌意乱，措手不及，一时乱了阵脚。他虽然和老婆结婚多年，但由于父母包办，两人几乎没有什么感情，且老婆没有文化，性格孤僻，本想和她离婚，但考虑到已有一女，一直犹豫不决。进藏多年也很少联系。这次老婆突然到来，他深知她不是省油的灯，与其让她闹得满城风雨，不如争取主动。他先安排好老婆吃住，自己主动找到县委领导，如实承认自己犯了重婚罪，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理。
由于这个案件涉及非常敏感的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县委很重视，并很快报告地委。地委也很快组织工作组赴扎囊县调查处理此事。县委机关一位与曲姆要好人员很快在电话里告诉了曲姆，她听后犹如晴天霹雳，感到很突然很震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也对王庆生没有说实话有些意见，但更多的是心有不安，责备是自己主动追求造成王庆生现在的被动处境。她把孩子交给母亲，让弟弟陪同，乘车赶到离拉萨好几百公里的山南地委和扎囊县委，找主要领导汇报是自己主动行为造成的，自己愿意接受处理，要求减轻对王庆生的惩处。她的真诚和善意得到领导的理解。按当时的法律规定重婚罪是要判刑的，尤其在西藏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处理类似的案件更为严厉。工作组经过详细调查和慎重研究，考虑到王庆生主动认错态度好，又曾为保卫边疆负过伤，立过功，工作一直表现很突出，曲姆确有主动行为，也有一定责任，决定给予王庆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押送回乡的处理。王庆生要求最后见一面曲姆母子，没有得到准许，在县里开完审判大会后直接由公安人员押到机场。这样他很快便离开了西藏，离开了他一直牵挂的曲姆和儿子。
之后，王庆生回到成都，曾多次写信给曲姆，为自己隐瞒真相、不能照顾孩子而自责，忏悔自己的过错造成对她的伤害，希望她照顾培养好儿子，劝她忘掉自己，有合适的可考虑重新成家。曲姆不仅没有责怪怨恨王庆生，而是悔恨自己的主动行为造成他失去党员身份和工作的严重后果。每当自己洗衣服时就会想到王庆生的衣服有没有人给他洗，每当阴雨天就会想到他背上的枪伤犯了没有，有没有人帮他抹药。每当此时她的泪水就像雅鲁藏布江的水，不知不觉流淌下来。尽管王庆生离开已十多年了，在曲姆心里他似乎从没有离开过。白天忙工作，想得少些，一到晚上，曲姆满脑子都是王庆生。每晚睡觉前，她都要为他祈祷，愿他平安幸福，十多年来天天如此；夜里睡觉她总梦见和他在一起，醒来时总是不知不觉泪流满面，这么多年曲姆的泪水也不知流了多少。她说着说着竟然动情地哭了起来。大家都做了许多劝说工作，她才稍微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