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半岛的青铜雕塑――长篇纪实文学《最深的水是泪水》创作谈
一
我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年，第一次经历这么艰难的写作任务——采访写作大连“7·16”大火的纪实文学。厚厚的采访本正反面记录着满满的字迹，上面有些字被水洇模糊了。我知道，那是我的泪水。采访中，我的当事人不止一人、不止一次放声大哭，我不敢看他们，低下头，流下的泪水洇湿了这些字。
它不仅仅是记录对一场火灾的扑救——我在采访和写作中逐渐清晰了一个观念——扑救“7·16”大火，是一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史诗，其中的精神含金量超越了灭火救援、军人职责这些工作层面，它是人类在灾难面前放射的意志光芒，是永不屈服，是拯救，是爱。这些大写的精神支撑我把这本书写完，同时也经历了极大的煎熬。
在“7·16”火灾现场，地面是火，空中的输油管道是火，地下排污管道是火，海面上也是火。火把水泥墙烧酥了，露出钢筋；火把铁皮房子烧薄了，一碰就倒。强烈的辐射热吞噬了空气中的氧气，使人无法呼吸。而火浪把人烤出一层又一层汗，身体脱水。在现场，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无法扑救的火——103罐爆炸起火，这个罐里储装十万吨原油，倾泻遍地，形成六万平方米的火场。流淌火威胁着周围的油罐。这些罐有的已被烤变形，可能会在下一分钟爆炸、沸溢或喷溅，形成更大的、不可逆转的灾难。
在如此酷烈、形同地狱的火场上，除了火，还有人。与几十米高的火浪时时对峙的是辽宁公安消防总队二千三百八十名官兵。战士们才十八九岁啊，是“90”后，是独苗。他们的父母才四五十岁。舍命拼搏，绝地重生，这些官兵从死神那里争回来一条命。如果再爆一个原油罐或化工罐，他们谁也跑不出去。我无法想象二千三百八十名消防官兵集体阵亡的场面，两千多个家庭破碎，国家接受不了这样的哀痛。这里仅仅在假设官兵捐躯的后果，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如果不能成功扑救这场火灾，大连市和大连人民遭遇的劫难将百倍于官兵的损失，这是人类的灾难。
官兵们一分一秒地跟火魔死磕，保住了其他油罐和化工罐没再爆燃。大连公安消防支队一千多官兵处境最难，功劳至伟，他们用鏖战等到了全省消防增援部队的到来，等到了全国海陆空增援力量的到来，等到了决战的到来——大火终于被降伏。
二
我和这些从火场归来的英雄们面对面交谈。有时，思维恍惚了，问自己：“我在跟谁说话？在阳世还是阴间？”他们好像已经牺牲了，我在跟牺牲者的魂灵对谈。我真想上前捏捏他们的肩膀，握住他们的手。这是从死神身边归来的人啊，他们是熬尽体能，咬碎了牙的人。他们牺牲了，我到哪儿去看这一双双手呢？一位支队长告诉我：“石油火灾不怕燃烧，怕油罐沸溢。沸溢发生，高温油像岩浆那样飞溅而出把人全覆盖了。人瞬间变成焦炭，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说着，他眼睛红了。“在火场，我要离战士们近一点儿，以后清理骨殖，人们会看到我没往后跑，支队长跟战士们死在了一起。让战士家长知道心里也好受一点儿。”
四个多月，我每天都和消防官兵谈这场火。我采访了一百八十八人，每个人把这场火对我说一遍，一人讲几个小时。我承担了他们的苦痛、绝望和拼争。这几个月，我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当你重复倾听灾难的经历者讲述灾难，绝对要有承担力。有一位女作家出于好奇，随我到辽阳市公安消防支队采访，听官兵讲述“7·16”大火。她只听了一小时就离开房间。她说受不了，太惨烈了。她劝我别写了，采访遭一遍罪，写作遭一遍罪，会疯掉。
事实上，我在心里无数次打过退堂鼓。我问自己，我这是图什么呢？“7·16”的灾难已经过去了，它变成了我一个人的灾难。白天采访，晚上全是噩梦，流淌火像浪头一样打过来；转身跑，后面是更大的火，房倒屋塌。我常常在梦里哭——自己没觉出哭，醒来枕头早已湿了。我坚持下来是为了这些战士，他们经历了我无法想象的痛苦取得了胜利，我要为他们建立一个血泪文字的纪念碑。
我们早上五六点钟从沈阳出发奔赴各市，七点多到达目的地，八点钟准时开始采访。我不使用录音笔，那样会走神。我用笔把他们说的全部记录下来。为了让战士们敞开心扉诉说，我采用一对一的方式采访，而不是开座谈会——干部在场，战士就拘束了。但这种方式劳动强度太大。一个战士讲完了出屋，另一个战士进屋讲他的故事。上午讲完了，下午再讲。我采访了全省十四个消防支队。从大连市公安消防支队开始，到朝阳市公安消防支队结束。采访中，各支队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但我吃不出任何味道，脑子里全是火，嘴里头全是火。战士们说，金属灯柱被火烤弯了腰，油火在下水道里燃烧把金属井盖崩上天空，井盖烧得通红。火场没有水，各支队抢水源。他们活下来是因为消防车里有水和泡沫，但火场断电，没有水源，泡沫也用尽了。好在还有海水。这些场面像电影一样从我脑子里闪过，我想不起来我在各支队吃过什么东西。
三
四个月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而我仅仅完成了这本书的前期采访。从稿酬收益说，我并不划算。采访和写作使我停止了专栏写作、讲课和采风活动，但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它让我知道了人在死神、生理极限面前的每一个细节，知道消防官兵在最后时刻放射出青铜塑像般的光彩，让我知道在这个物欲横流、谎言遍地的时代人的高贵性，我把这些收获写进了这部纪实文学。这种收获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人间确实有比金钱更值钱更恒久的东西，那是人的意志、品格和责任。
采访结束了，我轻松了几天之后，像登山队员登上一处陡坡却发现自己面临更陡峭的山峰——那就是写作。
一百八十八人向我讲述同一件事，如果简略说，就是火、水枪、阵地。没有离奇的情节，没有曲折的爱情、没有性、没有暴力和内幕，却有死亡的威胁，但死亡最终归于火魔。作为一本书，没有比这更难写的了，这时我发现我的采访救了我。细致、客观的采访如同一条河流，从远方流到我眼前。我说过我不是在写作，是在还原事实真相，这是殊为艰难的过程。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可以为一个题材采访两年，甚至改变职业——为了获得第一手真实材料。我的采访笔记告诉我每个人的阵地，他所做的一切，他的心理活动，他的苦难与奉献。这已经足够了，用不着拔高，真实最有力量。我不会打字，当我把手写稿一页一页交给复印社打字员王静，取稿时我发现她哭过。这些文字在复印社的年轻人中传阅，她们被消防官兵感动，每天期待我写出新的内容。那些天，我写，王静打，只有我们两人在经历“7·16”大火的每一个故事。每次王静接过我的手稿，表情近于神圣，她知道这些字里又包含新的生死考验，新的绝地搏杀。后来，复印社经理赵琼说：“原老师，你别写了，你的表情太痛苦，我们都跟着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