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散文三则

父亲米寿

父亲今年八十八岁，谓之为“米寿”。

早前，我不知道八十八是“米寿”，是几年前读宗璞回忆其父冯友兰的文章，始知“米寿”一说。

宗璞说她的父亲与金岳霖同庚。1983年，两位老先生在做八十八岁“米寿”（米字拆开是八十八）时，冯友兰写了两幅对联，一幅给自己，一幅送金岳霖。给自己的一幅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三松即三松堂，冯友兰的居室）。”意思是不能止于“米寿”，期望能活到“茶寿”（茶寿：是108岁，“茶”字上面“艹”是二十，下面也可拆为八十八）。给金岳霖的对联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金岳霖是哲学家，冯友兰称赞其学问修养高超，白马指公孙龙，青牛指老子）。原来，八十八是由“米”字拆开的，汉字真是博大精深，奥妙无穷。

米寿的父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做着三件事，忙碌而有规律。

父亲每天起得很早，无论春夏秋冬，天麻麻亮就起床了。洗漱后，就急匆匆地到村东头开庙门，打扫、敬香。父亲曾不止一次很骄傲地告诉我，原先村里的庙很大，香火很盛，每年三月三迎会，那场面很是了得。文化大革命中，庙里的菩萨被烧了，庙成了生产队的仓库。大约十多年前，包括父亲在内的几位老人，看到别村建庙了，便寻思着将闲置的仓库，恢复成庙。倡议一经提出，得到村民们的支持，家家户户出钱出力，不多时，破庙整修完工，从苏州请回菩萨。从那时起，父亲便有了一项固定的工作，保管庙里的钥匙。庙门不是每天都打开的，但平时只要需要，父亲是随喊随到，极负责任。

庙里的事情停当后，父亲就回家烧早饭。我和弟弟在外地工作，父母仍生活在农村老家。母亲长父亲两岁，母亲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大病没有，小病小痛不断。服侍母亲，操持家务，便成了父亲生活的主要内容。

去年中秋节前后回家，看到父亲正跪在浮箱码头上汰衣服，我的眼睛立即湿润了，父亲不会游泳，万一滑下去，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责怪父亲不该如此大意，父亲若无其事，连说，不碍事，做惯了。想想，父亲也是无奈，我们在外地，衣服总不能等我们回家洗。虽然姐姐嫁在本村，也不能事事留给姐姐做，用父亲的话说，“他们家里事情也多”。父亲小时候娇生惯养，家务从不染指，是生活逼着父亲学会了做家务，学会了服侍人。

今年春节后不久，我的三舅妈去世了，按说，母亲九十岁了，可以不去，通知我们一声就行了。可母亲执意要去，对前来送信的娘家人说：“小伙他们忙就不去了，我们去，我和弟媳相处几十年，没有红过脸，现在她走了，去送送她”。父亲陪着母亲去了娘家。偏偏那几天特别冷，母亲回来后就生病了，气管炎、肺炎并发，挂了几天水也不见效。我请教县医院的专家，开了药，送回去。母亲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父亲也不断地咳嗽，流清水鼻涕。

我说，爸，你怎么也感冒了。父亲说，你妈妈身体不好，夜里要喝几次茶，我都要起来倒。说着说着，父亲的眼睛红了。父亲感到委屈？痛苦？

母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性子急，做事快，父亲的笨手笨脚难免遭到母亲的白眼，真是难为了父亲。父亲这样无微不至地照料母亲已经多年。父亲是为我们做的，如果我和弟弟在家做农民，父亲的负担兴许会轻些。

虽然只有父母两个人生活，但开门几件事也是少不了的，何况还要应付门面户差，本家的红白大事，因为我们不在家，父母虽年迈，也得去帮忙，纵然不做什么重活，一天坐下来，也够呛。因而，父亲成天闲不住，有了空闲，还要种菜，父母居所旁有一块两分地的菜地，种些常规蔬菜。我们戏言，那块菜地是父亲的健身广场。我们同意并帮助父亲整理菜地，其用意也是让父亲活动活动筋骨。

我说父亲成年累月做着三件事：烧香、做家务、种菜。其实，事套事，事连事，何止三件。

前些年，父亲还打打小麻将，自从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做家务后，麻将也不打了，成天围着家转，围着母亲转。

但父亲活得快乐，活得充实。我每次回家，老人家必早早地等候在村后的停车场旁，走的时候，也一定陪我一路走一路谈，腰板挺直，步履稳健，声音洪亮，怎么看也不像一位八十八岁的老人。

父母健康长寿是子女的福份。我希望父亲健康快乐地活着，希望父亲搀扶着父母欢度百岁，走进茶寿。

母亲的眼光

1973年夏季，我初中毕业，在升高中问题上还出现了一点波折。那一年升高中与往年有所不同，那一年是邓小平复出搞整顿，学生升学不能只凭推荐，还要看成绩，因此是学校、大队联合推荐与考试相结合。学校推荐意见有分歧，有老师以我调皮为由，拟不予推荐，是班主任的一句话帮我解了围，班主任说，“哪个小孩不调皮，只要没有原则性问题就行了，再说，他家成份好”。“他家成份好”是关键，那时，政审很严格，家庭出身不好，是不可能被推荐上学的。学校关算是过了。当然是谁说的，为什么说，后来我是知道的，不去说它。大队推荐一路绿灯，大队干部比较开明，他们的观点是，“不管哪家的孩子，只要符合条件，就让他们上”。

更大的阻力在家里。我们家比较特殊，等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几个姐姐都已出嫁，我下面还有一个比我小得多的弟弟。爷爷奶奶虽分开单过，但还算在一家户头上。全家六人，只有爸妈两个劳力，而且，妈曾经摔过一跤，腿脚不便，真正算起来也就是一个半劳力。那时，生产队分粮分油以及年终决算都以工分多少为依据，我们家因为工分少，因而不仅平时分到的实物少，年终决算还常常超支。如果我能出来，无疑能给家里增加点收入，况且，生产队与我年龄相仿的，都出来挣工分了。因此，爷爷奶奶包括姐姐姐夫都主张，农村人识点字算了，识多少字有什么用，字不能当饭吃，早点出来挣工分才是正途。爸爸始终没有说是也没有说非，大的问题上爸爸的态度一贯如此。

我当时年龄小不懂事，又有几个伙伴劝我出来与他们一同干活，对上不上高中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大人让上就上，不让上就修地球。

我上与不上高中的关键就看妈妈的态度了。

妈妈的态度令爷爷奶奶吃惊。妈说，五丫头（我排行老五，乳名），已经考上了，学校大队又同意，就让他上。再说，他现在身体单，出来也挣不了大工分。爷爷说，一天哪怕挣五分工，一年也是千把分，到底能多分些东西。妈说，工分少点就少点，大不了少吃点少用点。字识到肚子里不得坏。爷爷急了，“我这是在帮你们”。妈说，我晓得，你是为我们好，挣工分的日子长呢，还是让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