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放那部电影了
A
自称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后裔的马修，是我的英文课老师。
马修的模样能满足我对绅士的想象。
他的已略带灰白的金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常常让我联想到乡下外婆织布机上的经纬。皮鞋擦得一尘不染不说，还亮。裤线刀锋似的笔挺，不同花色的格子衬衫熨得极为平整。
马修老师上课的姿势也好，站得笔杆般直。如果走路，头也绝不晃动。他看你的时候，并不低头弯腰，只是眼睛朝下，下颌微动，就算看过你了。
马修一点不像我们那个女老师，穿着半短不长的裙子，踏着一双塑料拖鞋——就是我们穿去洗澡夹脚趾头那种。她总是坐在讲台的桌子上，两条光腿还不老实地乱晃荡。
马修的形象，时常让顶着一头杂乱短发就赶来上课的我感到惭愧。
马修有点胖，胖得还比较特殊。你从身后绝对看不出来的，全部都在肚子上。所以当他自嘲像有七个月身孕的孕妇时，我没笑，我觉得比喻很是恰当。
他还有个特点，喜欢翘兰花指，他当然不知道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这叫兰花指。我班上有同学据此推测，认为他是GAY（同性恋）。而事实上不是的。
B
我那班上，有二十多个学生，大多是美国人。几个口音古怪的外国人，除我外，一个台湾人，一个俄罗斯人，还有两个印度人和一个越南人。
第一次上课，就扯到各国的人口上。
对比了各国生育文化的差异后，他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做了很多的评点。
我是这种人，心胸不够宽阔不说，还比较护短。我可以关着家门，在自个儿家里大骂特骂，但我不能容忍外人当着我的面，说我出生的那个地方有什么不好。有时候可能是真的不够好，那也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太多，得给我留点面子。
所以我开始还能安静地听，当其他同学都热烈发言的时候，我碍于自己口语不好，不想多说。可马修数落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居然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不多生孩子，一到美国就生很多孩子。”
我坐不住了，也不举手，就坐在椅子上，很不礼貌地插话：“我们到美国来生孩子，是为了帮助伟大的美国，完美地体现它的人权和人性，好让美国人都像老师您一样，有批评中国的把柄。”
老师马修也不说话，一双灰蓝色的眼珠不动声色地看着我。
我知道自己失礼，赶紧站起来继续说：“想要中国人不搞计划生育很容易，只需美国帮个小忙，移民三亿来美国。老师觉得怎样？也不需要高技术、有知识什么的，就农民。美国多的是荒地，移民三亿中国农民，不给美国政府找麻烦，给些荒地，自给自足就成，您觉得怎样？”
班里的美国同学“哇”的一声，我弄不清那是不满，还是感叹。
老师还没说话，那个俄罗斯人倒半真半假地接口了：“好主意，其实移民俄罗斯也成，俄罗斯也有大片大片的荒地。”
我不敢再说话，心里有点后悔，这门课要是挂了，我的损失可就大了，那可是找不回来的时间和绿油油的美元啊。
凭良心说，如果不谈中国，他是一个出色的老师，一个非常有趣的老师。
C
跟马修最后一次交锋是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
那次，他布置的作业，是写一段影评。他指定了一部有关我国西藏的影片，但是那部影片严重失实。
如果作业只是写好了交上去，也没问题，但他让大家讨论，而且每人还要念自己的影评。
我看了那部影片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任何不了解西藏历史的人，看了那部电影，都可能萌发对达赖喇嘛及其民族分裂主义的同情。
影片讨论时，同学们如我所料，都表达出了对达赖喇嘛的同情。
我的英文不好，讨厌公开演讲，也不想成为战士，但那时候，我毫无选择的余地，最后一个走上了讲台。
我那天开头是这样说的：“很遗憾，这是一部严重失实的电影。”
随后，我一条一条列举出了几点很明显的失实之处。
最后，我说：“我想破脑袋都不能理解，电影的制作者们为了拍电影，怎么可以如此不顾历史事实。”
我讲完了，下课了。马修叫住我，说他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他坚持认为，撇开我说的那些，那仍是一部十分好看的电影。
可惜我当时英文太差，反应很慢。等我想起来要怎样回答他的时候，他已收拾好东西离开了。
D
自那以后，马修没有在班上再点评中国的事情。
而我一如既往地缩在角落里，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学生。
他会在班上不动声色地讲笑话，议论他看到的新闻。
比如，他笑话美国的法官和律师。说他活到那么大岁数，有过好多次做陪审员的机会，但最终都被否决了资格。原因是他看起来太有学问，太聪明了。而陪审员，笨蛋做做就可以了。他的聪明和学问，害他这辈子与陪审员无缘。
那学期的最后一节课终于结束了，同学们一个个跟他说再见。我挤在人堆里，随大流跟他道再见，心里忐忑着我的破英文：这门课会不会挂了？
一周之后，我从网上查到了我的成绩：A+。
盯着那成绩，我发了半天愣。倒不是高兴或者不高兴，是有一点点想不通。
那以后，我在校园里偶尔还能看见他，他一如既往地绅士着，除了点头和说“嗨”，再没有任何其他的交谈。
只有一次，说完了“嗨”，他又毫无表情地多加了一句：“那部电影，我不再放了。”没有停步就走了。
我没反应过来，站在那里发了好一会儿呆。
这些年过去，很多老师的影子都模糊了，唯有他，我还记得。
吴庆云摘自《妇女生活》
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