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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宿迁、徐州篇)

2023-08-02
南水北调工程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调水量最大、线路最长、投资最大、收益面积最广的调水工程,已开工的有东线——沿京杭大运河向山东、河北、天津送水,中线——从丹江口向北京建一条专用输水通道,...

南水北调工程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调水量最大、线路最长、投资最大、收益面积最广的调水工程,已开工的有东线——沿京杭大运河向山东、河北、天津送水,中线——从丹江口向北京建一条专用输水通道,沿途受惠。

东线一期工程将于2013年6月通水,共投资125亿元,每年可向北方地区供水36亿立方米;中线投资2000亿元,每年可供水95亿立方米。从投资效率上看,东线的优势不言而喻,苏北作为东线的起点,功不可没。

这是江苏水利人的骄傲,更是中国几千年治水成果的积淀。苏北在中国水利史上地位实在太重要了:鲧治水失败,被处死在羽山——东海县境内;禹治水成功,按流域将“天下”分为九州,苏北有其二——徐州、扬州。从鲧和禹的时代起,苏北就被上苍指定为记载治水成败的地方。

宿迁与徐州,江苏最北的两个市,淮河、黄河、沂水、沭水、泗水长期在此纠缠。运河挣脱羁绊流到了南水北调,既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又是正在谱写的新乐章。

一、 多水的历史

秦岭——淮河,我国南方与北方的地理分界线。教科书上解释的很具体,说它是亚热带与暖温带、湿润区与半湿润区、水田与旱田的分界线。显而易见,造成这三大差别的主要因素是水。

不过到了宿迁,您可能会对这种学术划分产生怀疑。这里遍地是水,仅洪泽湖、骆马湖的水面就达2367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近三分之一。而且种植水稻的记录出现于两汉之前,比南方许多地方早得多。这分明是水乡泽国。

让我们回到以诗词为文化特征的唐宋时期吧,那时候宿迁地区有来自桐柏山的淮河,来自沂蒙山西麓的泗水,自沂蒙山东麓的沂水、沭水,来自鸿沟水系的汴水、濉水,诸水先后入淮河,东流入海。那时的河流通畅而悠然,大诗人白居易看着远去的汴水、泗水,联想起远方的瓜洲古渡,进而想到与瓜洲一江之隔的吴山,一首抒情小词立现笔端:“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为了阻挡金兵的追击,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命兵士扒开卫州(今汲县)与滑州(今滑县)之间的黄河大堤。

那是一场空前的灾难,黄河裹挟着大量泥沙奔突恣肆,所到之处,荡然无存。鲁西南、豫东、皖北和苏北成了一片汪洋,20多万人被淹死,100多万人死于饥馑,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

在鲁西南、豫东、皖北和苏北一带聚集的黄河之水,四下奔突寻找出路,最终挤入泗水、淮水,抢占了入海通道,史称“夺泗入淮”。夺泗入淮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七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徐州以下的泗水和淮阴以下的淮河都被称为黄河。夺了淮河的黄河泥沙淤高,淮河入海受阻,形成了洪泽湖;夺了泗水的黄河泥沙淤高,沂水南下受阻,骆马湖由此形成——宿迁的两大湖,无一不是夺泗入淮的产物!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夺泗入淮对宿迁造成的破坏的严重性:宿迁自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被金国占领,到金宣宗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才恢复县制,期间相隔89年,因人烟稀少而一拖再拖。恢复县制仅5年,金国朝廷又不得不下令废除宿迁县制。田园荒芜,哪有税赋和夫役?连县官都吃不饱肚子!而早在西汉时期,宿迁的人口就已超过了60万!

在夺泗入淮后的很长时间里,在宿迁境内,黄河、淮河、运河实际上是一体的。能想象那时百姓的生活吗?挑河,筑坝,为搁浅的漕船卸载、拖曳,终年沤在泥水里,洪峰一到,呼号奔逃,回首时亲人全无,故园不再。明代诗人李东阳在《过宿迁》一诗中写道:“平田翻白浪,破屋带荒烟;黍谷无余种,鱼虾不论钱……”

历代皇帝都下发过治河的敕令,历朝的治河官员中也的确出过一些有识之士,但统治者治河的目的仅为通漕,症结不除,所谓治河只是为原已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元末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白莲教起义(1351年)就是在治河工地上爆发的,“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口号立刻得到全国的响应,此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最终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清初的统治者相对来说比较明智,顺治说“国家大事在于漕运,漕运之务在于河道”;年轻的康熙亲政第一年就写下“三藩、河务、漕运”的条幅挂在屏风上,时时提醒自己什么是当务之急,他还多次强调“河道关系漕运,至为紧要”。康熙特简(破格任用)靳辅为河道总督,给予他很大的权力。靳辅和他的门人陈潢在此苦干十余年,先引黄入海,再开挖皂河运道。经过后任于成龙、张鹏翮的努力,被裹挟数百年的运河终于挣脱了黄河掌控,在骆马湖附近实现了“河运分立”。

但河床高于地面、湖底高于下游地面的状况是几百年形成的,能由几个能人在数十年间真正改变吗?“康乾盛世”之后,国力衰竭,贪腐日烈,河道年久失修,为保漕而开坝泄水越来越频繁,里下河地区年年汪洋一片。官府还以“阻碍排洪”为名,强行拆除百姓自行修筑的“救命圩”,开铳击毙护圩者的惨剧多次发生。

道光四年(1824年)漕运中断,京城闹了一年半粮荒。朝廷花了180多万两银子,200万石漕粮还是没到京城,而漕运官又上奏要求再拨银两。道光无奈之下尝试海运,163万石漕粮运到京城竟只花费了20多万两银子,而且速度快、周期短,甚至连留给船主的“耗米”都颗粒未动!这不禁让人重新掂量保漕治河的代价——每年近千万两的治河费用、每年六千艘漕船修造费用、治河官吏、漕运官吏、沿河官吏的俸禄及贪腐,加上沿途的人工费用,其中任何一项都超过海运!

然而漕运涉及了太多人的利益,一时难以停止。直到太平天国搅得天下大乱,自隋唐以来一直作为帝国命脉的漕运才真正走到了尽头。

另一件想不到的事几乎同时发生,黄河改道北上了!

看看它给宿迁留下了什么吧。原本清澈流畅的泗、汴、濉、颖、涡诸水,要么不复存在,要么面目全非;众多的湖泊的消失换来了洪泽湖和骆马湖。洪泽湖是蓄洪湖,水面越来越大,湖底越来越高,一旦溃决,里下河地区就是汪洋一片。骆马湖情况更糟,因长时间与黄河交汇,淤垫非常严重,洪水一来就满,一满就漫,一漫就决,而且宿迁地势北高南低,骆马湖在宿迁最北边,高悬于全县及相邻各县头上,用“危若累卵”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