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左边的右手
母亲的梦里，有花在开。
是国粹的说法吧，妊娠期间梦到花就生女儿，梦到瓜就生儿子。而母亲在生我的前夜确实梦到了一大片花，但母亲说她梦到的是棉花，是老秋天掰不开的生棉花骨朵。还有，当天恰好是一九五零年农历二月二日，我这个初生的虎恰好撞上了抬头的龙。母亲的眼睛当时便遮了霭，她说，龙虎相斗必有一伤，这孩子自己克自己，指定命不好。
我在印证着母亲的话，从一落地就开始哭，哭到半夜也不休止，此时一只变态的老鼠也跑来印证母亲的话，它把我的鼻子咬了个伤口，鼻梁两边直淌血，我更是拼命地大哭，把整个晚上都哭得十分恐怖。母亲便又说，没听说过耗子还吃人的鼻子，这孩子指定妨祖。生下这样的孩子，父母也好不了。
我出生在天津市和平区黄家花园的一个大四合院里，院里住着八户人家。黄家花园原是安徽远洋船王黄佰惠（人称黄百万）的私人花园，始建于一九二三年，竣工于一九二八年。因为这是黄佰惠的私宅，所以后来称为黄家花园了。
人之初不一定都性本善，母亲在怀孕期间的妊娠恶阻又返回来了。她厌恶地看着这个天天都哭个没完的亲生骨肉说，倒霉孩子你就好好哭吧，把我们都哭倒霉你就满意了！
一九四九年秋全国解放我却出生于一九五零年春，这个门槛压没压住应无大碍，关键是我父亲解放前曾在国民党中统局做事，所以他在一九五一年锒铛入狱，被判了“无期”。我自从懂得了什么是不光彩，就开始为我的生身父亲感到耻辱，这个阴影一直压着我到将近二十岁的“文革”中期，虽然我无从知道父亲对国家对人民做下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
我无从知道的原因是刚开始母亲因我年龄太小没讲；后来是怕影响我和继父的关系不讲；再后来是我活得太疲惫了没问；再再后来，我想问了但妈妈已患了脑溢血后遗症，讲不成了。
但我毕竟读过九年书，这点文化便帮我掰开了思维里的生棉花骨朵。于是我明白了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任何朝代都是大千世界，大千世界需要人们做这事做那事不能扎堆儿只去做一样的事。转个角度，因为社会是人做的，人已经把它做成这样了就不会轻易再做，所以政治对我的父亲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
我当时还不到两岁却清楚地记得，爸爸入狱后，我依然天天都骑个小板凳，“笃笃”地到大院外的胡同口去等他下班回来。母亲想终止我的行为，但她一阻挡我就哭，我一哭母亲就恼火，于是后来她就让奶奶去拦着我。其实，此时我已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到胡同口来了。人走得远了，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不只记得骑着小凳子到胡同口去等，我还有更清晰的记忆。那点记忆发生在我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当时天还没亮，屋里关着灯，看什么都是暗色。这时我醒了，我爬在枕头上，我看到了一个穿着暗灰色长衫的背影，他站在柜子前不知在做什么。然后我看见，他手里提着一样东西开门就走了。
我眼巴巴地望着那个背影，很想让他知道我醒了我在后边看着他呢，但因为不会说话，就没做到。
我在四岁时有了继父，而在十二岁那年，突然有一天我想起了那个背影，就跟妈妈说了这个印象。妈说我当时不满一岁，父亲还没入狱。那段时间，父亲确实是穿着灰色长衫去上班的。他背对着柜子，是在用毛巾包紧饭盒，饭盒里有母亲给他装好了要带到单位去吃的午饭。
母亲当时睁大了她那双特别美丽的眼睛（母亲的眼睛只美丽了六十三年），惊讶地望着我。我相信她不仅奇怪我能留下那么早的记忆，一定也触痛了她思念父亲的那个疖疤。
我四岁时跟着母亲嫁人。此时我和母亲已经搬出了黄家花园，借住在槐树胡同里一个远亲的小屋子。在这间小屋子里，有一个永远的场景，就是被叮叮当当的响声惊醒之后，我看到母亲挥着小榔头正在往皮带上砸扣眼。在她的身边，黄棕色的皮带堆积如蛇盘小山。那时我太小了，不明白砸这些东西做什么，更不知道砸一晚上能赚多少钱。我只看见她在砸，不停地砸。
又一个晚上我被惊醒。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母亲疯狂地挥着胳膊，因为频率太快了，我都看不清她的锤子是不是都砸在了皮带上，此时她的头发也乱得不能再乱。我惊恐地哭了，我哭了好几声她才听到，停下手来呆呆地望着我。
母亲的家庭是比较富足的，而且在外祖父的主张下，她还读了一年半的私塾。这样，乡间女子的端庄美丽再伴有翰墨书香，当时在附近十里二十里之内就是唯一的女子。所以，前来求亲的都是保定城里有出息的年轻人。父亲当时在国民党中统调查局工作，也算有出息吧，所以母亲花落他家。
落到他家的最终结果是落魄，母亲吃一堑便长一智，她明白自己是因为卷进了政治斗争，才搭进了自己命运的。所以当她意识到独自不能把我抚养大，而必须再婚的时候，决定远离政场，在普通的工人堆里选一个各方面都普通的丈夫。
母亲再度出嫁是在一九五四年的冬天。娶亲的是一辆深深蓝的小轿车，两边的车窗都严实地挂着淡绿色的绸帘。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是跟我一起坐在后排的，车开动时，我把脸贴紧了后窗的玻璃，看着胡同里的一群孩子边跟着车跑，边举着胳膊喊：“平平！平平！”一直把我喊远。
我心里发空，我又想哭。
在母亲结婚前半个月的一个大风天里，母亲让奶奶领着我到监狱里去探望父亲。我们乘了一段无轨电车，又步行了一段土路才看到了监狱。一路上奶奶不停地在用她那枯柴般的手，把围巾往我的脖子上裹紧着、又裹紧着，同时还叮嘱我：平平你可别说你就要有新爸爸了，记住了吗？千万别说……
知道！我抬头望着高高的墙，墙上的铁丝网，网上的小铃铛，清脆地回答奶奶。四岁的我跟着六十四岁的奶奶，走进一间很大的屋子。
大屋子里人很多，因为男人们多数都在抽烟，所以光线很暗气氛很浓，我看见地上横七竖八地横着一些边缘破损的黑褐色长凳，奶奶拉过一个凳子，把我抱起来放在她的身边，之后拉紧了我的手说：“等着。”
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太太也坐在了我们旁边。我在四处张望时，听到她问奶奶，这是你的孙女儿？奶奶说是。又问，她记得她爸爸吗？奶奶回答，不记得了，当时她才一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