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的父亲

我是第一次听到邓吉元的声音，微弱得近乎渺小，这很难跟那个在大雨之夜穿了双拖鞋就逃出来，跋涉大山和河床，历经三天三夜跑到北京坚持要讨个说法的小镇青年联系起来。这就是沉没的声音，一个石子掉进汹涌大河，水面并不知情，可河床知道它的坚定。

我看过他那七个半月被引产的孩子的照片，身体成形，眉目清晰，躺在未曾见面的妈妈身边……那孩子离开了人间，那父亲离开了家乡。邓吉元告诉我，他原本没想到逃跑，想跑也跑不了，县上派出十几个人每分钟都对他盯梢，上厕所也不放过。24日那天村干部受命找他谈话，计生办的人见有村干部才让他出去。谈到午饭时间，村干部就让他一起去饭馆边吃边谈。中途干部出去接县上电话……他就说要回妻子被监控的医院，叫了一辆三轮车，那个计生女干部骑着摩托在后面盯着他。路过县里步行街口时，他忽然跳下车飞快跑过桥，那女干部的摩托车进不了步行街，这才甩掉了她。他飞快地跑到山上躲了起来。这座山，他们全家都躲过，妻子躲过，妻子肚子里七个半月大的孩子也躲过。

邓吉元告诉我，他躲到晚上九点，直到又饥又渴才悄悄溜到山下一个朋友家。朋友告诉他，现在全县城都在搜查他，所有通往外面的路口都设有岗哨。可是他还是想逃出去，找北京的律师。凌晨两点，朋友帮他包了一辆车送他上路……他一路在车里俯低身子，离岗哨远远的就提前下车，绕道大山和河床。那天雨很大，他临时出逃只穿了一双拖鞋，天黑路滑，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十多公里。估计绕过了岗哨，他才小心地下山，一路包车开到湖北十堰。为了避免暴露行踪，他从逃亡之时就关掉了手机拔出了手机卡，按照计划，他用别人的身份证买了一张火车票。怕有人认出来，他一路捂住自己的下巴……等到了北京站手都酸了。他也不敢马上出站，在站台溜达了一个多小时，确定没有熟面孔，才溜出来用公用电话给张凯律师打了电话。

这个过程惊心动魄，活像地下交通员翻山越岭送情报。可一切不过因为他和妻子想要一个孩子。就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总被赋予悲凉的新意，有人不过为了同工同酬，就进了精神病院；有人不过想吃顿安全的饭菜，被逼成了化学家；有人不过是深爱着他的家，却走在了卖国的路上。所以这里的荒诞并不是荒诞，而是一种荒诞必演化成另一种荒诞。这样的荒诞浓缩在邓吉元身上是：相爱—怀娃—堕胎—叛国……这样的荒诞还包括：他的妻子在儿童节前一天被抓进医院，他的孩子在儿童节第二天被引产下来，他在父亲节那天发现被镇上骗了，而纪念爱国者屈原的端午节刚过，他逃亡在卖国的路上。

邓吉元一直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卖国了。我想告诉他，这里之所以有那么多卖国贼，并不是因为你真卖了国，而是他们需要你卖国；只有你卖国，他们所做的一切才显得正确。他想了想，就告诉我，镇上的人之所以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标语，是因为当地移动公司那个叫甘子宝（音）的经理在策划，想激他出来。我问为什么一个移动公司经理会参与到计生，他说，当初正是这个经理帮计生办查了通话记录，才从亲戚床下找到他的妻子，拖到医院进行了引产……听到这个尚需对质的故事，不要说他们联合执法变成了联合违法，其实群策群力和围追堵截符合我国基层干部的一贯路线，为把一个人确定成坏人，税务局是和公安局联合办公的，精神病院是和信访办合二为一的，妇联是和扫黄打非办雌雄同体的。

我听了邓吉元一些故事，深知他到达首善之都后逃亡之路并没有完。他住在律师家，听到动静就觉得是县上派人来了。前天他给妻子打了电话报了平安，而县上带话给他，说只要回去，一切都好说……他却要坚持打官司。可是这条路仍然漫长，他母亲身患癌症，一急之下，已从早期恶化成中期，而律师最担心的是北京司法局施加压力。这几天，邓吉元已知道一些人的说法。他要说，不是因为发现怀的是女娃才不交罚款，现在根本不给打B超，乡下人到哪里去知道怀的是男是女。他说也不是自己不及时凑够四万元，飞奔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央求再宽限一天，可干部说没用的，县上为了摘掉黄牌，这次就是要拿他开刀。他还说，乡下现在人口实际在减少，比如他小时候读的北河小学一共有三百多号学生，现在只有三十多个了。

关于邓吉元的故事暂时讲到这里。我小时候看《超生游击队》时是理解计划生育的，还深觉印度迟早会因为人口膨胀而垮掉，我们多驻扎点军队在喜马拉雅山北麓以防蝗群涌进来，是多么英明的。可渐渐明白，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最不光彩的一笔，这个计划经济国家计划油价计划粮食计划思想，连生育也计划了多年，并成功超越中石油、铁道部成为赢利工具，看，计生委刚刚超标收费2.07亿……就是把控制人口变成杀人赢利。可官员们从不计划自己的性欲，却要计划人民的生育。一个被杀了孩子的中国父亲在山路狂奔，一群外国人他爸正把孩子送到名校学习……这画面实在说不过去。

（向抒林摘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