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猫散文网

父亲的红布

2023-08-02
一九九三年一月,我父亲张厚生从上海铁路局南京铁路分局退休了。回槐树村的那天,天很冷。我母亲一早起来,先去大门口,朝我父亲以前回家的路上张望了一会,没有我父亲的影儿。然后,一步一回头地回来了。我母亲到厨...

一九九三年一月,我父亲张厚生从上海铁路局南京铁路分局退休了。回槐树村的那天,天很冷。我母亲一早起来,先去大门口,朝我父亲以前回家的路上张望了一会,没有我父亲的影儿。然后,一步一回头地回来了。我母亲到厨房里掀开锅,用勺子舀了口昨天晚上她闷在锅里的羊肉汤,尝尝,还温着呢。说是今天到家,不知道是夜里赶到还是白天赶到。如果天没亮就到家了,天寒地冻的,她到哪里给弄吃的去?我母亲头天晚上煮了羊肉,焖在锅里。如果我父亲天没亮就到了,加把火热热就能喝。羊肉汤驱寒,羊肉挡饿,还有营养,我母亲想得周全着哩。

吃过早饭,我母亲把我父亲的那件没缝好的棉袄,铺在床上,缝。其实,我父亲有棉袄,也是我母亲缝的。那天,想着我父亲快要回家了,我母亲把它从衣柜里拿出来,搭在院子里的太阳底下,晒晒。我母亲想,今后我父亲不到南方去了,要整年待在家里。家里不比南方,冷,一件棉袄不够用。我母亲又到集上扯了块布,找人剪了剪,铺上新轧的棉花,给我父亲缝起了棉袄。刚缝几针,我母亲又出门看了看,那个我父亲以前回家的路口上,还是没有我父亲的影儿。天还早,来不到。我母亲给自己解释着,又坐回床边,拿起了针。

针在头发上擦了擦,还没插进棉袄,我母亲的手停在空中。俗话说,迎客饺子送客面。我父亲不是客人,但退休回槐树村,对我母亲来说,对我家来说,也算得上一件喜庆的事。得包顿饺子。再说了,我父亲常年吃南方的米饭,一定想家里的面食了,包顿饺子很应该。想到这里,我母亲放下手里的针线,拍打拍打身上粘的棉绒子,出门了。怕她出门的这会儿我父亲到了家,见不到她着急,我母亲先是到我家前面的我扁豆大娘家,给我扁豆大娘说,我到西街买肉去了,如果家里来了人,给他说声。然后,又到屋后的我红花嫂子家,给我红花嫂子说,我到西街买肉去了,如果家里来了人,给他说声。我母亲虽然没明说家里谁要来,但我扁豆大娘和我红花嫂子都知道,今天我父亲要退休回家。我母亲早就给她们念叨过几百遍了。

我母亲买了肉,剁了饺子馅。和了面,又包了饺子,我父亲还没来。傍晚,我母亲缝好了我父亲的新袄,还是没见我父亲的影子。我父亲和我母亲说今天退休回家的话,是从镇上的电话里说的。电话和信不一样,不留痕迹。如果是信,我母亲早就翻出来看了。那天,我母亲没埋怨天寒,没埋怨地冻,就想,如果家里有个电话就好了,她能打过去问问。

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地里的庄稼收不够吃的,饿死了不少人。我爷爷带着我奶奶,我父亲和我两个姑姑,到山西要饭去了。到了山西,日子也不好过,还是吃不饱。我爷爷心疼儿子,就把我父亲送到能吃饱饭的安徽铜陵的我大爷爷那里。我父亲先是在铜陵化肥厂干活,没干几个月,就当了兵,转业后去了南京铁路分局大修段,干钳工。一干就是三十年。我父亲是转业后和我母亲结婚的。据说,在我母亲之前,我父亲谈过恋爱,对方是个南方姑娘。我爷爷担心我父亲娶了南方姑娘,不回老家了,不同意。硬是让我父亲娶了我母亲。在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二十六年来,每年只有春节一个月的探亲假。这样算起来,我父亲和我母亲,断断续续地相处了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不是两人每天一个被窝里睡着,我母亲,怕连我父亲的脾气都摸不清呢。我父亲要退休了,对我母亲来说,比当年结婚都高兴。从今后,我母亲不用一个人风里雨里地忙活了,一切事,有我父亲扛着,她能像个小猫似的,眯缝着眼儿打盹,或者像别家的妇女那样,钻进男人怀里撒娇。这些事,光想想,我母亲就幸福得掉眼泪。

我母亲昨天晚上熬的羊肉汤,放了一夜又一天,味道不好了。中午包的猪肉饺子,放了一下午,面都糗了。我父亲还没来。怕是有什么事耽误了,今天回不来了。太阳落到树后边去了,暮色已经朦胧,我母亲在厨房里迟疑地看着一盆羊肉汤,一筐子饺子,不知道是晚饭吃掉它们,还是继续给我父亲留着。家门口响起的那两声汽车的鸣笛,我母亲隐约听见了,但打心边上,没想到会和自己有关。直到我父亲在院子里喊我弟弟的名字,我母亲才如梦方醒,惊喜地跑出来。

我父亲退休了,把他在南方积攒了三十年的家都搬来了。人搬不动,单位派了车,派来一个司机和一个跟车的送来了。有三个大木柜,塞满了棉被、衣物。还有桌子、椅子、锅碗瓢盆等小零小碎的东西。其中,最惹人眼的是个皮盒,赭红色的,有个明晃晃的把手,上了暗锁。和我们见过的桌子板凳相比,洋气多了。由于年岁久了,皮盒的边沿磨掉了颜色,看上去像个落魄的大家闺秀,虽然衣着不新,仍不失大家风范。街坊四邻的人一看来了车,都来帮忙卸东西。卸完了,我母亲一手端着羊肉汤盆,一手端着饺子筐子,看看我父亲和另外两个陌生人,不知道该做什么饭好。我父亲看看我母亲两手里的东西,说,这个以后再吃吧,我领他们到饭馆里去吃。叫了单位的人,开车走了。我母亲从昨天晚上就给我父亲准备饭,到头来,还是没饭可吃。接下来的几天里,一说起这事,我母亲就娇嗔我父亲,都怪你,也不提前和我说声,竟然带了车,还带了外人,害得我在他们面前丢脸。

我父亲单位的人没住下,吃过饭开车回去了。我父亲一个人回家后,我母亲拿起她白天缝好的棉袄,烧了把火烤烤,就朝我父亲身上捂。大冷的天,我父亲穿着件单位发的丝棉袄,松松垮垮的,看上去很单薄。我父亲挡住我母亲捂上来的棉袄,没穿,说,不冷。不冷。我母亲说,穿这么少,还不冷?我父亲敞开他的丝棉袄,扯着身上的毛衣说,不少,不少。我母亲给我父亲做的新棉袄,放的棉绒子多,鼓鼓囊囊的,和我父亲身上用黑毛线织的毛衣比,显得又笨又拙。自惭形秽地,我母亲慢慢放下了手。

那时候,农村人是不穿毛衣的,会织毛衣的人更少。我母亲也不会。只有城里上班的人才穿毛衣,才会织毛衣。我父亲带来了两件毛衣,一件是他身上的黑色毛衣,一件是栗红色的,装在他带来的赭红色的皮盒里。都是手织的。这两件毛衣,我父亲穿脏了都是自己洗,洗好后叠了放进皮盒里。不让我母亲插手。当然,这是后话。那天拾掇东西,趁我父亲转身之际,我母亲摸了摸皮盒里的毛衣,虽然不是新的,但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心里有种异样的醋酸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