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红布

一九九三年一月，我父亲张厚生从上海铁路局南京铁路分局退休了。回槐树村的那天，天很冷。我母亲一早起来，先去大门口，朝我父亲以前回家的路上张望了一会，没有我父亲的影儿。然后，一步一回头地回来了。我母亲到厨房里掀开锅，用勺子舀了口昨天晚上她闷在锅里的羊肉汤，尝尝，还温着呢。说是今天到家，不知道是夜里赶到还是白天赶到。如果天没亮就到家了，天寒地冻的，她到哪里给弄吃的去？我母亲头天晚上煮了羊肉，焖在锅里。如果我父亲天没亮就到了，加把火热热就能喝。羊肉汤驱寒，羊肉挡饿，还有营养，我母亲想得周全着哩。

吃过早饭，我母亲把我父亲的那件没缝好的棉袄，铺在床上，缝。其实，我父亲有棉袄，也是我母亲缝的。那天，想着我父亲快要回家了，我母亲把它从衣柜里拿出来，搭在院子里的太阳底下，晒晒。我母亲想，今后我父亲不到南方去了，要整年待在家里。家里不比南方，冷，一件棉袄不够用。我母亲又到集上扯了块布，找人剪了剪，铺上新轧的棉花，给我父亲缝起了棉袄。刚缝几针，我母亲又出门看了看，那个我父亲以前回家的路口上，还是没有我父亲的影儿。天还早，来不到。我母亲给自己解释着，又坐回床边，拿起了针。

针在头发上擦了擦，还没插进棉袄，我母亲的手停在空中。俗话说，迎客饺子送客面。我父亲不是客人，但退休回槐树村，对我母亲来说，对我家来说，也算得上一件喜庆的事。得包顿饺子。再说了，我父亲常年吃南方的米饭，一定想家里的面食了，包顿饺子很应该。想到这里，我母亲放下手里的针线，拍打拍打身上粘的棉绒子，出门了。怕她出门的这会儿我父亲到了家，见不到她着急，我母亲先是到我家前面的我扁豆大娘家，给我扁豆大娘说，我到西街买肉去了，如果家里来了人，给他说声。然后，又到屋后的我红花嫂子家，给我红花嫂子说，我到西街买肉去了，如果家里来了人，给他说声。我母亲虽然没明说家里谁要来，但我扁豆大娘和我红花嫂子都知道，今天我父亲要退休回家。我母亲早就给她们念叨过几百遍了。

我母亲买了肉，剁了饺子馅。和了面，又包了饺子，我父亲还没来。傍晚，我母亲缝好了我父亲的新袄，还是没见我父亲的影子。我父亲和我母亲说今天退休回家的话，是从镇上的电话里说的。电话和信不一样，不留痕迹。如果是信，我母亲早就翻出来看了。那天，我母亲没埋怨天寒，没埋怨地冻，就想，如果家里有个电话就好了，她能打过去问问。

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地里的庄稼收不够吃的，饿死了不少人。我爷爷带着我奶奶，我父亲和我两个姑姑，到山西要饭去了。到了山西，日子也不好过，还是吃不饱。我爷爷心疼儿子，就把我父亲送到能吃饱饭的安徽铜陵的我大爷爷那里。我父亲先是在铜陵化肥厂干活，没干几个月，就当了兵，转业后去了南京铁路分局大修段，干钳工。一干就是三十年。我父亲是转业后和我母亲结婚的。据说，在我母亲之前，我父亲谈过恋爱，对方是个南方姑娘。我爷爷担心我父亲娶了南方姑娘，不回老家了，不同意。硬是让我父亲娶了我母亲。在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二十六年来，每年只有春节一个月的探亲假。这样算起来，我父亲和我母亲，断断续续地相处了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不是两人每天一个被窝里睡着，我母亲，怕连我父亲的脾气都摸不清呢。我父亲要退休了，对我母亲来说，比当年结婚都高兴。从今后，我母亲不用一个人风里雨里地忙活了，一切事，有我父亲扛着，她能像个小猫似的，眯缝着眼儿打盹，或者像别家的妇女那样，钻进男人怀里撒娇。这些事，光想想，我母亲就幸福得掉眼泪。

我母亲昨天晚上熬的羊肉汤，放了一夜又一天，味道不好了。中午包的猪肉饺子，放了一下午，面都糗了。我父亲还没来。怕是有什么事耽误了，今天回不来了。太阳落到树后边去了，暮色已经朦胧，我母亲在厨房里迟疑地看着一盆羊肉汤，一筐子饺子，不知道是晚饭吃掉它们，还是继续给我父亲留着。家门口响起的那两声汽车的鸣笛，我母亲隐约听见了，但打心边上，没想到会和自己有关。直到我父亲在院子里喊我弟弟的名字，我母亲才如梦方醒，惊喜地跑出来。

我父亲退休了，把他在南方积攒了三十年的家都搬来了。人搬不动，单位派了车，派来一个司机和一个跟车的送来了。有三个大木柜，塞满了棉被、衣物。还有桌子、椅子、锅碗瓢盆等小零小碎的东西。其中，最惹人眼的是个皮盒，赭红色的，有个明晃晃的把手，上了暗锁。和我们见过的桌子板凳相比，洋气多了。由于年岁久了，皮盒的边沿磨掉了颜色，看上去像个落魄的大家闺秀，虽然衣着不新，仍不失大家风范。街坊四邻的人一看来了车，都来帮忙卸东西。卸完了，我母亲一手端着羊肉汤盆，一手端着饺子筐子，看看我父亲和另外两个陌生人，不知道该做什么饭好。我父亲看看我母亲两手里的东西，说，这个以后再吃吧，我领他们到饭馆里去吃。叫了单位的人，开车走了。我母亲从昨天晚上就给我父亲准备饭，到头来，还是没饭可吃。接下来的几天里，一说起这事，我母亲就娇嗔我父亲，都怪你，也不提前和我说声，竟然带了车，还带了外人，害得我在他们面前丢脸。

我父亲单位的人没住下，吃过饭开车回去了。我父亲一个人回家后，我母亲拿起她白天缝好的棉袄，烧了把火烤烤，就朝我父亲身上捂。大冷的天，我父亲穿着件单位发的丝棉袄，松松垮垮的，看上去很单薄。我父亲挡住我母亲捂上来的棉袄，没穿，说，不冷。不冷。我母亲说，穿这么少，还不冷？我父亲敞开他的丝棉袄，扯着身上的毛衣说，不少，不少。我母亲给我父亲做的新棉袄，放的棉绒子多，鼓鼓囊囊的，和我父亲身上用黑毛线织的毛衣比，显得又笨又拙。自惭形秽地，我母亲慢慢放下了手。

那时候，农村人是不穿毛衣的，会织毛衣的人更少。我母亲也不会。只有城里上班的人才穿毛衣，才会织毛衣。我父亲带来了两件毛衣，一件是他身上的黑色毛衣，一件是栗红色的，装在他带来的赭红色的皮盒里。都是手织的。这两件毛衣，我父亲穿脏了都是自己洗，洗好后叠了放进皮盒里。不让我母亲插手。当然，这是后话。那天拾掇东西，趁我父亲转身之际，我母亲摸了摸皮盒里的毛衣，虽然不是新的，但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心里有种异样的醋酸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