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梁山到五台山
我和大武有个约会
文水、开栅、交城、方山……如果说山西是一部书，我们在高速路上乘坐的汽车，便是一根手指，在一页页快速地翻动它的篇目。路牌上依次闪过的地名，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让人向往，因为在它们背后展开的土地，没有一片不曾留下父亲的足迹。
父亲贺龙大半生征战，功勋卓著，这是没有人怀疑的。他生前说过，就战斗的地域和时间长短而言，他应该有两个故乡。首先是湘鄂西，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当年他和也曾领导过南昌起义的革命先躯周逸群，头颅作花，餐风饮露，在洪湖和湘鄂边创建革命根据地，从这片荒蛮但却忠勇的土地上带出了浩浩荡荡的红二方面军，使之成为长征到达延安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再就是晋绥抗日根据地，自1937年秋从陕西富平庄里镇东渡黄河至1949年春，他大多数时间战斗在这里。十几年间，他把这片逶迤起伏的大地作为棋盘，率领120师和晋绥野战军纵横捭阖，艰苦奋战，先与日本人夺命厮杀，后同国民党军生死较量，把革命战争的奇迹写在了它的山山岭岭，沟沟壑壑。正因为这样，山西人民对他和他率领这支军队的支持，他没齿难忘。1947年在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他历数山西人民对这支军队的热爱和拥戴，动情地说，晋绥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用山药蛋、黑豆和小米喂养我们，在战争最残酷的年月，宁愿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把仅存的那点粮食送到我们的队伍中，到了把财力和物力用到极限的程度。有的地方十七八岁的姑娘竟穿不上裤子，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解放后，无论在家里面对儿女，还是在公众场合，每当忆及山西老乡的倾囊相助，他的眼里总是含着泪花。
正值四月，我们从太原乘车驰向吕梁山腹地。放眼望去，桃花红，杏花白，梨花胜雪，到处是生长和绽开的声音。高速公路两旁的原野天高云淡，溢光流彩，正畅开怀抱迎接远方的客人。可惜我们行程已定，目标直指方山县的大武镇。因为我和这座小镇有一个约会，一个春天的约会，此行对于山西这部大书，只能阅读其中的一章。
大武镇上的那所中学，早在几十年前就与我擦肩而过。我一步步走近它，心是热的，眼睛是湿的，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在远远地喊我。
倘若时光可以倒流，可以从头再来，在我不到三岁的时候，只要跟着父亲从庄里镇向东走几步，就能早早认识这座小镇，坐在它的某间简朴的教室里享受读书之乐。可是这几步隔着千山万水，中间不仅横亘一条黄河，而且遍布火焰和刀丛，眼泪和鲜血。
1937年八路军东渡黄河前夕，由于大敌当前，历经长征艰险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和她领导的军队，在西安事变后，同国民党达成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父亲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带到陕北的红二方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马上要开赴抗日前线，母亲也接到了去苏联学习的通知。这时不到三岁的我又成了爸爸妈妈的拖累。正好跟随父亲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两个部下这时到了延安，他踌躇再三，狠心托他们把我带回湘西，让其中的一个做我的养父。他们当时说好，为了我的安全，姓可以改，但孩子的所有权还属于亲生父母。
抗战胜利了，国共两党的朝野之争又开始了。1945年9月，无法回湘西寻找我，时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的父亲奉党中央之命，率部队从陕北进军晋中，意在收回大片失地。
9月2日，父亲指挥部队解放了文水县城。当他亲临县城视察时，部队向他报告，县城有所中学正聚集几百名学生，坚决要求参加革命，跟部队走。父亲大喜，当即对随他一起入城的县长李奎年说，带上，带上，把这些学生都带上。我们一下多出好几百人，又都是有文化的青年学生，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又说，文水县城我们目前还不能固守，可以暂时放弃给敌人，但这批学生不能丢。全国解放后需要多少人才，他们个个都是宝贝啊！李县长面露难色，说学生们男男女女，大的十五六岁，小的才十二三岁，都是孩子呢，带上怎么管理呀？父亲说，你这个同志死脑筋嘛，我们为什么不能办所学校？部队打到哪里把他们带到哪里，看好地方再安顿下来。别看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再过两三年便能成材。说这话时，父亲两眼放光，仿佛看见眼前正长出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李县长茅塞顿开，说好，好，这个办法最好，把学生们都带上。但部队要打仗，我们以什么方式办这个学校啊？再说，谁来当这个校长呢？父亲说，这好办，就叫陕甘宁晋绥五省联军驻晋随营学校，由我来兼校长。接着他环顾四周，指着站在不远处的秘书彭德说，至于副校长的人选，我看由彭秘书担任最合适，建校工作也让他主抓。说着走到彭秘书面前，用征询的口吻说，彭德同志，你是个知识分子，我不让你去打仗当炮灰；仗由我带部队去打，派你去办这个学校，怎么样？彭德说没问题，我听老总的。
彭秘书投笔从戎，长期战斗在山西，曾是著名的“牺盟会”成员，和薄一波、刘澜涛一起坐过国民党监狱。解放后官至交通部副部长，但自担任随营学校第一任副校长，无论职务怎样升迁，都主管教育。
当天下午，父亲来到那所中学，亲自给学生们做动员。父亲说，孩子们，我贺龙是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也不年轻了，但我从心里喜欢你们这些青年人，你们这些读书人。你们提出加入我们的队伍，跟我们走，我举双手欢迎啊。现在，我们决定开办一所学校，让你们边跟部队走边读书。不过当下是战争时期，全国还没有解放，条件很艰苦，未来你们的课堂有可能在行军路上，也有可能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你们准备好了吗？学生们掌声雷动，齐声回答说：准备好了！
父亲这个人耿直，豪爽，虚怀若谷，格外尊重和爱护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对他们发表讲话总是以自己为例，掏心掏肺，给人一种贴心贴肺的感觉。他率领的队伍也以广纳人才著称，篮球队、剧社、战地宣传队，样样齐全，都以“战斗”二字冠名，汇聚着一批青年才俊。部队带出去朝气蓬勃，充满活力。那时从白区到达延安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像丁玲、何其芳、马可、贺敬之、沙飞、陈波儿等等，都爱往120师跑，创作了许多深有影响的作品。在父亲看来，文化就是战斗力，艺术就是感染力，一支有文化的军队如同水中的鱼，活蹦乱跳，特别能战斗。那时解放战争的序幕还未完全拉开，他马上想到成立随营学校，着手为新中国培养人才，足见他的眼界开阔，深谋远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