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求生的乡村闯荡者

路遥曾经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里倾情描写过几个有志向的农村青年，在城乡交叉地带所遭遇的方位抉择和命运变迁，引发了诸多关于年轻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初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探讨。

如今，时间过去了近2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更多的农村闯荡者涌向城市，野心勃勃地在城市开疆辟土，构建家园。

闯荡者并非都了无牵挂，相反，他们几乎全都带着农村根深蒂固的牵牵绊绊。即便一些幸运儿能勉强地植根于城市，但实际上仍不过是一只只瘦骨嶙峋的蚂蚁，游荡在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绳索上，努力地奔忙。他们心力交瘁，不一定比蚂蚁瘦，但一定比蚂蚁累。

农村进入城市的第一代，其生活毫无疑问是水深火热的，在城市里没有丝毫经济基础，也没有背景靠山，想过城里人的生活，只能背着沉重的负累蹒跚而行，靠自己一点点地打拼，一点点地赢得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天空。

生活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单纯，那样尽如人意。生活在社会中，人毕竟是社会的一份子，难以避免地要和周遭发生各种关系。怎样在复杂的关系中寻求平衡，是闯荡者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要深深扎根，根系必须横向纵向伸展，势必和城市中已有的盘根错节的根系发生缠绕和纠葛。尽管他们比城里人更努力，更对城市饱含深情，但城里庞大的关系网络，有天然的排他性。这势必要闯荡者们付出比城里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才能在已有的犬牙交错的根系中，寻找到栖身的缝隙，并小心翼翼地穿行其间。闯荡者心中都有一根底线：在自尊的前提下，既要为自己的生存争取一点地盘和空间，又不能伤害其他城里人的利益。

闯荡者的压力不仅仅来自城市土著，还有同样由乡村涌入城市的其他闯荡者，这些看似目标一致的阶级兄弟，其实代表着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同样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他们也必须争取一点可怜的立锥之地！

对于安身立命的商品房而言，乡村的某些暴发户完全可以对此满不在乎。但对于众多的闯荡者来说，房子的压力足以让闯荡者生出卖身为奴的念头，这根本由不得闯荡者是否愿意，大多数闯荡者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城市的文明，已经沦陷为城市的奴隶——由乡村的自由人沦为城市的房奴，这是闯荡者们必须经历的一次考验。要当城里人，不买房，还算城里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没有房，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寸土壤，闯荡者们的根扎在哪里？

如果说房产是硬物质，城里人的眼光和心态，则是闯荡者们必须面对的软物质。城市的资源十分有限，比如土地、水、交通、休闲场所、教育和卫生……一个城市的负载能力是有限的，舟曲的泥石流，就是城市负荷超载，环境遭到极度破坏不堪重负所带来的灾难。有限资源共同占有份额的逐渐减少，是城里人排斥乡村的闯入者的根本原因。但城市建设又离不开这些来自乡村的闯荡者，城里人希望乡村人为他们服务完成之后，拿上或多或少的一点钞票，尽快离开城市，很多城里人认为城市环境和治安的恶化与大量的乡村闯入者有关！佟大为在电影《苹果》中遭遇的种种困境，较好地诠释了城乡敌视甚至敌对的现象。

除了城市人的眼光，来自家乡的眼光更让闯荡者们如芒在背寝食难安。乡村的亲人认为闯荡者已经在城里扎根，有的在城里有了体面的工作，有的甚至也有了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蜗居。简单纯朴的老乡们便认为他们的条件很好了，在身陷困境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要寻求他们作为依靠。路遥曾经形象地描述过这方面的经历：有请求帮忙解决子女工作的，有来借钱的，有寻求搭建各种关系的……但事实上，除了极少数闯荡者手中积累了一定的权利和金钱资源，大多数闯荡者都是负债立足，自身难保。一有风吹草动便有大厦将倾的危机，哪来的精力帮助乡下的亲戚朋友？但无能为力的袖手旁观势必引发来自父老乡亲苛责的语言和眼光，其中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闯荡者们多希望自己是上帝，可以扛起世间所有的责任，吸纳掉世间所有的苦难，不仅能帮乡里乡亲，连城里贫困人口甚至非洲贫民也一并扶助。

老乡们把闯荡者当成城里人，认为他们是义无反顾扔掉祖祖辈辈基业的不忠不孝的叛逆。城里人把闯荡者当成来自乡村的侵略者——带着各种难以接受的陋习和难以预料的居心叵测，是他们“专政”的对象。

故乡的抱怨和责难，城里的排斥与阻拒，城乡隔膜的难以沟通和消解，令闯荡者们夹在城乡的缝隙里，左右为难，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