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玲
她在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四个。
早些年，她的父母曾带着她和大姐逃荒到南方以讨饭为生，但最终，还是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回乡过起本分的日子来。
这个家是清苦的，只有三间土房和半间锅屋。一大家子七八口人就蜗居在这巴掌大的地方。
到了上学的年纪，那时，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母亲把她叫到跟前，无奈地劝道：“二丫啊，咱家这情况你是知道的，实在穷，你弟弟妹妹又小，需要照顾，你娘还要下地挣工分，要不，光靠我自己，咱这一大家子只有饿肚子了。再说了，你姐已经上了学，不继续可惜了。你就先在家里帮两年，等两年你弟弟妹妹利手了，再送你去上学！”
虽然她做梦都想背上和姐姐一样的花书包，但父母的命不可违抗，况且家里确实困难。她只好忍着委屈“嗯”了一声。
于是，她每天在家帮着烧饭、洗衣、照顾弟弟和妹妹，虽才七八岁，但俨然是家里的一把好手。她弱小的身躯怎能承受得住那么多的家务？她不累吗？
怎能不累？累的时候，她就想：再忍忍，快了，弟弟妹妹就要长大了。可是，她怎能想到，两年，三年……一晃几年过去了，她已经十多岁了，家里又添了两个弟弟，父母再也没提她上学的事情。
就在她最小的一个弟弟出生的时候，她的母亲因难产患上了重病，从此精神时好时坏，身子虚弱不堪，每天离不开药罐子，更别提下地干活了。
她是懂事的，她想：自己耽误就耽误了，不能再耽误弟弟妹妹们。于是，她跟父亲说：“爹，明天开始，我想跟庄上的大人一起去挣工分，家里做饭、洗衣服什么的，我也包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定要让俺弟和俺妹都去上学。”
她也是坚忍的，虽然此后，她一个人跑到场上趴在麦垛子上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从此，每天天不亮，她便起身，将一大家子的饭准备好，然后自己啃两口窝窝头喝两口白开水就跟着大人们出发了。
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就要承受同大人一样的劳动力。她不哭，不怨，一切都是默默的。当成堆的牛粪被她撒散到地里的时候，当平整的田地留下她串串播种脚印的时候，当满地的野草一棵棵躺在她锄下的时候，当大片大片的麦秆倒在她身后的时候，当一篮篮的玉米被她挎到地头的时候……她已经顾不得自己的腰酸背痛、口干舌燥和头上大滴的汗珠。她心里想的，只有多挣几个工分，这样才可以填饱肚子，供弟弟妹妹上学。
常年的劳作，使她弱小的身躯发育得很慢，似乎被压得直不起腰来。兄弟姐妹几个，个子都是高高大大的，只有她，很矮小。
姐姐看着心疼，多次找到父母：“我是老大，这个家应该我来承担，我要下学帮家里干活！”可是父母答应了，她就是不答应：“你要是下学，我这些年的苦就白受了！”
年复一年，姐姐和大弟都高中毕业了，其余几个弟弟妹妹也大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境渐渐好了些。可她依然早出晚归，在田里忙着。
转眼间，姐姐和大弟都成家了。她的婚事也被提上了家庭议题。
虽然她不识得一个字，但是勤劳、善良、能吃苦。所以，最终订下了一门看上去还不错的婚事。男人家境中上，在家又是独子。订婚的时候，电视机、自行车、录音机、手表、缝纫机等在那个年代显得很时髦的几大件全都有。
也许，从此，她将苦尽甘来，可以不再那么清苦，不再如此劳累，可以与那个疼爱她的男人幸福地相伴到老。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订婚后不久，她服了大半瓶的安眠药试图自杀。当家里人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几乎僵硬。所幸，抢救后苏醒了过来。
没人能猜透她自杀的真正原因。只有她自己懂吧？在家人的疼惜和埋怨声中，她木讷得一声不吭，只任那大颗的泪珠哗哗地流。
婚事，按照预定的日子举行。新婚后，她渐渐有了笑颜。可是，这笑颜随着女儿的出生瞬间化为泡影。
重男轻女，这个在农村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这个独子的家庭表现得更为明显。公婆，甚至她那平时并不多言的丈夫，开始对她表示极大的不满。对此，她忍着，回娘家只字不提。她想，没关系，还可以再生一个，下一个是男孩就好了。
然而，命运的不公再次降临到她的身上。第二个孩子，依然是个丫头。
她再也按捺不住，哭得死去活来。但日子总要继续，她尽最大努力疼爱两个女儿。虽然，无休止的冷漠和刁难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大女儿11岁那年的秋天，她有次在地里正干活，突然觉得一阵眩晕。踉跄着回家后，头疼得在床上直打滚。婆家人没把这当回事，只用三轮车送到镇上医院打了瓶吊水感觉好点就回家了。回家后，头痛加剧，失控得哭着喊着。婆家人才想起通知娘家。
在娘家的一再要求下，丈夫和公婆才同意把她送到了市医院。经诊断，部分血管破裂，部分血管堵塞。在医学上，俗称脑溢血、脑血栓，两种截然相反、不同治疗方法的病，医生，也为难了。
虽然竭力诊治，虽然花去了几万元钱，但依旧未能留住她的生命。那年，她还不到40岁。公公、婆婆、丈夫、女儿，父亲、母亲、兄弟姐妹，邻居、亲戚……每个熟悉她的人，开始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念及她那么多年受的苦，念及她种种的好。
可为什么在她活着的时候，对她不仁慈点？
她清醒的时候，常念叨：“12年前，我就该走了的。这些年，算我赚了……”12年前？12年前……至今仍是个谜。我只听说，她去世后的“五七”那天，当亲人们一同去祭奠的时候发现坟头上已经摆着一束淡黄的野菊花。
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二姨，我母亲的妹妹。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银玲。
每年清明，我那上成学工作有保障的二舅和小舅都会到她的坟前同她说说话。
她给我儿子织的那件桃色毛衣一直压在我家柜子的最底层。那是她平生织的最后一件毛衣。隔着那么远，她的爱依旧无私。
责任编辑：赵 波
美术插图：周思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