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火车

一

应该是秋天吧。

在经过了一个很热很热夏天的炙烤，省城钢厂那些杨树上的叶子都早早地黄了。那么多变色的树叶，金灿灿地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杨树，有风吹过，哗啦哗啦地响个不停，就像我们子弟学校开会时台下那无数不停地鼓掌的小手。

这是1970年很普通的一个秋天。对很多人普通，可对我来说就有一些不普通了。以至于在过去了四十多年的今天，这个秋天的往事还像春笋一样压制不住地从我的大脑记忆库里冒出，戳破岁月尘埃的封锁，无声地敲击着我的心灵，让我的心在宁静的时候颤抖。好多次我都想，那就让记忆变成方块字，落在祖先发明的白纸上，用黏黏的油墨来上色。无论是黑或白，抑或是七彩斑斓，都了却那压抑心底的郁闷。剥蚕一般，或化翼飞扬，或成蛹而缠，终究要让这个故事成为讲述人传播的话题。因为在1970年的秋天，我们省城钢厂小院里最要好的小朋友兼小学同学阿华的父亲死了。

阿华的父亲死在火车那锃亮的车轮下，死在省城钢厂从炼铁车间高炉往炼钢车间平炉拉铁水的火车轮下。那时还是那种窄轨的蒸汽小火车。那是蒸汽机轰隆隆震撼，是汽笛长鸣的呜咽。我因为惧怕，不敢去看那悲惨的血淋淋的场景。我只看到阿华母亲哭昏过去后，有人使劲地掐她的鼻子下面，还有好几双大手摁压她那很大的奶子。这些男人在昏死过去的阿华母亲的身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还是抬上了去医院的汽车。阿华父亲死后不长的日子，阿华就和他的母亲，还有两个弟弟回了南方。阿华的老家好像是广东的一个什么县。具体我是真不知道了。他的父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当兵转业来到北方省城这个钢厂的。

阿华父亲死的那一年，阿华8岁。那一年我也8岁。

如今，我51岁了，43年没有再见到阿华了，也一直没有他的音信。我多想，我的这篇文章在最有影响的杂志发表，发行到阿华的家乡，最好阿华他能读到，能对号入座，我们能再联系上。毕竟快半个世纪了。白云苍狗，世事如烟，人生有几个半世纪呀。

阿华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也可能早已知道。阿华的父亲是被阿华害死的。

二

1970年的钢厂还是一个生建厂子，也就是说是劳改犯劳动改造的一个工厂。说白了，就是一座监狱。那时的省城钢厂，里面除了有一个连的军队在把守大门和看管犯人宿舍外，再就是我父亲和阿华父亲们这一些不穿警服的狱警了。其余的近千号人全是刑期不等的劳改犯。那个时候，好像除了军队穿那些草绿色的军装外，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一身蓝皮威风凛凛的警察。要是用现代的工作性质来看那时的话，我父亲和阿华父亲他们完全就是警察。就是标准的狱警。可他们那时候不叫警察，叫队长。同事之间互称队长，所有劳改犯见了他们也都叫队长。比如见了我父亲就低头哈腰一脸媚笑地叫一声“王队长”。在这个监狱的工厂里，我父亲他们除了不穿带编号的劳改服，其他的和劳改犯们也没什么两样。

那时候，我父亲他们是配枪的。枪是我记忆里那种《地道战》《地雷战》里经常见到的驳壳枪，是最让我们这些孩子向往的那种。是那种木盒外包皮的枪套，枪套上还有一个装弹夹的皮套，里面是装了满满一匣子子弹的备用子弹梭子。真有子弹的。就是这样诱人的装备，我们的父亲们常常斜跨在肩上，在厂区内很威风地走着。可能是携枪得原因吧，他们走路的姿势是腰杆笔直，踢腿甩臂，枪和枪套在身体的前小肚子处，一跳一跳的。枪放在前面可能是能保护，别叫劳改犯抢了枪，也有随时掏枪的方便。我们的父亲们就这身行头武装，穿行在劳改犯们干活的各个工位之间，监视他们，管理他们，震慑他们，真真是很威武的样子。这也是我

多年来崇拜父亲的一大理由之一。

记忆中父亲们好像还有一条长长的皮鞭，父亲查监时也经常携带它。皮鞭像条尾巴，摇摆在父亲的屁股后面，随父亲的走动左右摇摆。皮鞭好像是惩戒不好好改造的犯人用的吧。但父亲根本没用过。

那时候，省城这座钢厂里有很多的政治犯。政治犯也就是所谓的反革命犯。其中因为信仰的问题，也有一些很不老实的。每天早晨，当劳改犯上工的时候，总是能从那一支支队伍中，传出铁链之间碰撞出的清脆的当啷声。那是改造不老实的劳改犯脚腕上佩戴的脚镣发出的声响。这些戴脚镣的大多是政治犯。我说了，政治犯是顽固的，因为信仰的不同，中魔一般的痴迷。对这样的人，我是敬佩的，无论信仰的不同，因为他们的坚定，才让世界呈现出色彩斑斓的不同。前几年，曾到过重庆的歌乐山，看到过江竹筠这些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我被深深的震撼了。我不是震撼于他们信仰的内容，而是震撼于他们对信仰的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坚定。这种坚定常被游离者利用，往往笑到最后的不是他们这些坚定着。

所以说，政治无对错，只看时代。说多了，刹车，还是回到四十多年前的钢厂。

因为我们住的家属院就在炼铁车间的高炉边上，这每天习以为常的“当当啷啷”的声响很清晰地响彻在早晨的薄雾中，飘渺在我们的耳边，成了我们上学起床的“闹钟”叫铃声。

我和阿华是5岁时认识的，我们两个都是5岁时随父母迁徙到这个钢厂。我们都是兄弟三个，都没有姊妹们。阿华和我都是长子，他大弟和我大弟同年生的，小弟和我小弟也是同年生的。阿华和他大弟生在家乡，我和我大弟也是生在老家。是父母到钢厂工作后，我们陆续成了随队家属，拖家带口地到了钢厂，成了没有城市户口的城市人。有点像现在蝗虫般飘在大城市的农民工。再后来，在钢厂里，父母在工作的繁忙和生活的清苦中，忙里偷闲地孕育出我们的小弟。阿华弟兄三个叫阿华、阿东、阿国，我弟兄三个叫大伟、大明、大新，都是那个时代烙印特别强的名字。

1970年的钢厂，因为有那么多的劳改犯，而让钢厂成为一座监狱。监狱禁锢着思想，改造着灵魂，也折磨着身体和精神。每一个生存于此的人多多少少都被熏染，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迹，痛并快乐着。后来，这座钢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劳改犯大减刑和大迁徙后，这里成了这个沿海省会城市最大的国营钢厂，后来又是这个城市第一个在深圳上市的股份公司。钢厂依旧在延续着它的辉煌。可在我的童年生活里，它是一座监狱。我们的烂漫童年是在监狱环境里长大的。真的，那是一座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