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北京（散文）
一
1947年6月，大约上午10点左右，全家登上从滦县开往北京的火车（那时叫北平，国民党迁都南京便改称北平了），虽然内心很激动很快活，但或多或少也有些惆怅。火车的车轮发出有节奏的轰响，窗外的树木向后奔跑，故乡渐行渐远了，童年的伙伴和故土风情，也许今生难再重逢。曹操说曹植是“生于乱，长于军”，我是生时“国破山河在”，长时“恨别鸟惊心”。少不省事，那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只是隐约有点惆怅。
我们全家到北京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前门车站灯火辉煌，走出车站看到穿着蓝色坎肩印着号码的三轮车夫们蜂拥而上抢着拉座，也掺杂妖艳的女郎搔首弄姿，远处是有轨电车叮当叮当地在大街上行驶，电线上时时闪着幽蓝的光，呈现出一派大都会的繁华。其实北京是一座古老的城，虽然战争越来越近，时局越来越动荡，北京的民众生活依然保存着古老的风情，过着平静的日子。北京没有高楼大厦，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四合院闭门而居，胡同里人迹稀疏，几乎没有车辆。偶见两个旗人相遇，男的作揖，女的打千儿，就是双手上下相握放在腰的右侧，双腿作下蹲状，相互问候，您家老爷好？太太好？少爷好？小姐好？客套琐繁之至。即使是穷旗人也称自己的或对方的儿子为少爷。“您家少爷干什么营生呢？”“蹬三轮儿呢！”当年深宅大院有自来水，小门小户备有水缸，都靠买水，街上有水房，笨重的木制独轮车两边各有一个长方形大木桶，四角是圆的，给小户人家送水，吱吱扭扭的声音，就让小胡同里更显得幽静。家家生煤球炉做饭，每晚熄灭每天重新生火，下层劳动者均无隔夜粮，贫穷使然也是习俗使然，每临中午，女人们把废纸点燃扔进小小灶膛，再扔进几根劈柴，用铸铁的或铁皮的小烟筒把火拔旺，再放进煤球，于是家家户户就烟气腾腾。这时老爷爷或老奶奶或媳妇们从街上买回二斤棒子面蒸窝头，也偶尔买二斤白面烙饼。他们烙饼是用一种砂锅，上面有许多圆孔，反扣在炉子上，上面也不抹油，干烙，我相信一定不好吃。家家连煤球、劈柴也是现用现买。老北京们即使是汉族，也延续了旗人的讲究，几碟咸菜也切得极细致，放上点作料，吃起来有滋有味。住在大杂院里那些蹬三轮的、拉洋车的、当工匠的、出小摊儿的、练把式的、算卦的，劳累一天回到家中，买上二两猪头肉或羊杂碎，喝上二两高粱烧，也很自在！各家过着相同的日子，各不相扰，却又客客气气亲亲热热，这在老舍的《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有绘声绘色的描写。
我们来到北京先投奔一位朋友家，不久在阜成门内的福绥境胡同租了三间南房，这是一座很讲究的中等四合院。这条胡同是南北走向，这所院落在胡同北口路西，前院有几间北房，南墙下种植花草，房东住里院北房三间和两间耳房，正房前搭着高大的凉棚与房檐相接，院中有一个大鱼缸养着金鱼，这是北京有钱人的标志：“凉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先生”是指管账的，丫头即指使女、丫环，这家是否有石榴树已不记得，反正没有“先生肥狗胖丫头”。房东是这家男主人，四十八九岁，与我父亲年龄相似，白白胖胖，既不做官也不经商，在家赋闲。自民国初年始，三十余年间北京有很多这样的人，或清代遗老遗少，或官僚后人，靠祖辈或父辈留下的遗产积蓄过活，不很富贵却衣食无虞。他有一儿两女，儿子与我年龄相仿，女儿们比我姐姐稍长。晚上他经常携妇将雏去听戏（北京人看京戏叫听戏），有时也在家中伴着留声机清唱。他们都睡得很晚，日上三竿才起床，在院子里刷牙漱口，弄得牙刷牙缸哗啦哗啦地响。我们与他家只是房东房客关系，素不往来。大约也是因为我们是外地人，很难融入北京传统的生活习俗。这类人家属于中产有闲阶层，没有私家包月（包租的三轮车），出门顾三轮或洋车（祥子拉的那种两轮人力车）。胡同里人稀疏，需走到大街上才能雇到车。真正的富贵人家，像鲁迅说的，不是什么金呀玉呀，而是“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回。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真有点《红楼梦》中的景象了。
我家四口人住在三间南房，门前有三层台阶，室内两明一暗很宽敞，很新的木板地和雕花隔断。那时学校即将放暑假，不便办理入学手续，我时时随父亲闲逛。有时全家去北海公园，那时公园内幽静极了，人迹稀疏只有花香鸟鸣，偶有一两人在五龙亭垂钓，偶见一两对情侣在树阴下相依，或有三五只小船在水上漂荡。我也同父亲去过景山和故宫，那时崇祯皇帝上吊的枯树还在，父亲久久地站在那里凝视，向我讲述李闯王的故事，感叹历史兴亡。那年我才八岁，自然不懂其中血泪，似乎朦胧感知胜者王侯败者贼的道理，贼尚能苟活，而没毛的凤凰不如鸡。那时故宫中的解说员大多是太监，他们没有胡须，说话都女声女气的，走起路来还略微一扭一扭的，我感到很奇怪。我问父亲，他们是男是女？父亲说是男的，从小把小鸡巴割掉了，就成了半男半女的。“他们怎么撒尿呀？”“蹲着。”“为什么要把小鸡割掉呀？多疼呀！”我长大以后逐渐明白，中国自古就是“有特色”的，不仅有四大发明，而且在宫闱之中把男性文化发展到极致。这些太监们在清朝灭亡时二十岁左右，有的才十几岁，是清末宫廷生活的亲历者，也是政治风云的见证者。此时他们五十岁上下，个个衣衫褴褛，面色憔悴，他们无家可归无业可做，只能在这里终老。一位太监向我们讲解许多宫中轶闻轶事，我只是东张西望，完全未听他之所云。只有一个细节至今记忆犹新，在后花园中有一个院落，正厅屋脊四面有四条龙，院中有一个硕大的鱼缸。他指着其中一条龙说，他亲眼看见每天深夜它都到这个鱼缸来喝水。这令我毛骨悚然。我想，故宫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也许是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古代又没电灯，每到深夜烛光悠悠，这里是多么阴森。他还讲了刘罗锅与和■斗智斗法的趣闻，后经父亲的多次重述，我从中感受到盛世皇帝的闲情逸致与末代皇帝惶恐不安相对比，真有天壤之别。
我父亲喜欢听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那时在西单商场二层楼上有一个游乐茶座，大约每晚或隔一晚他俩就来这里表演。场子不大，只能容纳六七十人，前两排是沙发，罩着白色布罩，前面有茶几，可放茶水和小吃，后面则是木制桌椅。当时侯宝林、郭启儒已是明星大腕，乘坐包月车赶场，有时先在东安市场吉祥剧院表演，然后风尘仆仆赶到西单。我父亲有几次带我来这里听相声，说的什么段子我完全忘却，只记得坐在这里有一种安闲之感。坐沙发和坐木椅，票价悬殊，通常我们都坐木椅，散场时我在沙发间有些流连，看到这神态，父亲报之微微一笑。后来也曾买过沙发票，满足我的虚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