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吊
十二月的最后一天，空气很干很沉，风卷着雪。大街上溜溜的人们裹得极严实，厚厚的帽子和围巾之间仅露出两只灰暗的眼睛，混沌又狡黠。我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眼前哈出的白气急痴痴往天上蹿，我背过风点起一支烟，再缩着手把衣服扎紧。一起的同事简单打了几声招呼就鸟兽散，我朝他们扬了扬手也赶紧缩起颈、竖起领子匆匆的往回走。大街上的灯光慢慢升起来了，各种元旦的标语和灯笼也已经挂起来，我半脚半脚的踩着雪，这吱吱嘣嘣的声音乘着飞扬的雪片，蹭的我冻红的耳朵一怔一怔的。
后来据我妈说我姥姥大概就是那时走的。我盘算着她故去的时间大约就是我出电影院的前后，或者点烟的时候，或者下楼的时候。我没能想象出老人走时的模样，或许如一条失水的鱼，嘴巴浅浅的呼着气，额头涔着汗，一小把骨头蜷缩在被子里。
两天前我去看她，那时她趴在炕上已说不动话了。要是换往日她一定要絮絮叨叨对你多加嘱咐的，可那天即便我大姨凑过去告诉她我来看她时，她也只是微微的抬了眼皮，恍惚的看了我一眼，嗫喏的说，又给我买东西了？以后可别买了。
然后就再没说话了。
安放我姥姥的棺材停在我大舅的院子里，包着一层薄薄的棺罩。杂乱的院子里突兀的支起了一个大锅炉，请来帮忙的几个“忙家”正在它旁边洗盘子，两个厨师在南厢房梆梆的剁着肉，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这里除了那口棺材外其他的一切都实在有一股辞旧迎新的况味。我大舅点着烟正和请来的总管比画着说话，我二舅怔怔地站在棺材旁看了几眼，被人喊了一嗓子“二宝，帮忙抬下桌子”就走开了。
这个院子里几乎所有的屋子都摆满方桌，这天要置席招待宾客，桌子上放着水果和点心，远远看很是像一片整齐的公墓。参加这桩白事的人们陆陆续续坐定，烟雾在每一个屋子飘起，蔬菜在每一个盘子里跳跃，厨师铮亮的铲子反射着棺材前微弱的烛光，一锅美味的炒菜被大厨用力的掂起来，食材、佐料和香油一起飞舞。院子里几个“忙家”跑进跑出传菜，先是烟和瓜子，然后是点心和冷盘，再然后是汤和热菜。宾客们或系着腰孝或戴着白生生的孝帽，聊着天、开着玩笑，几个在地上乱窜的小孩吵着缺小碟，喜丧大概就应该是如此吧。
今天这日子是吊孝，是为明天出殡做准备。东家要在这一天缝好本家和客人全部的孝帽孝衣，做好出丧棒、领魂幡，打好墓穴、画好灵位，准备好祭盆，写好挽联和阴阳瓦。晚上时候总管差人把我喊到灵前，安排画灵位、写阴阳瓦。因为三年后要迁坟，这阴阳瓦我理解是作为租用鬼冢的一个“请勿乱动、小心拿错”的凭证。我是这个小村子少数念过书的几个人，会写几笔毛笔字。一块半拱的青脊瓦平平的放好，总管给我比画着写法，特别还嘱咐老人的名字一定要倒着写，否则不吉祥。我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晚上，内心怀有巨大敬畏的，在这片脊瓦中间用正楷认真的写上“故人贞素罗之灵位”，总管接着说，左右两边要用小隶写上生辰和忌日。他回过头看着我大舅和二舅，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娘的生日是哪天，最后只好把我大姨叫过来才写好。
“亡人生于己巳年（民国十八年）六月二十六，卒于壬辰年十一月十九”。
我有时想，这单薄的两行字能否足以说明她的一生。
关于这个离开的老人，我其实直接知道的很有限，从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她就已经衰老的不行了。我小时候有过几段时间曾住在她那里，她给我讲属于姥姥们的故事，讲旧社会的种种，偶尔还教一两句日本话，但到后来我稍长大，她就已经没办法自己生活了，和她的接触也就慢慢简化成每逢节日去看她一次。我对她的记忆越来越变成各种亲戚们谈话中间偶尔捎带的一句半句，可即便只有这些也仍是足够丰富的。
我姥姥出生在一九二九年夏天，那时候家道还算殷实，据说她家曾有一大片田，养着长工和短工几十口子，那时男孩能上学的都不多，女孩就更少了，她却幸运的靠还算厚的家底进入了女校。到她上学那年，华北已是敌占区，学校被迫开始推行奴化教育――每天至少有两节课是关于日语的。那些穿和服、木屐的日本老师温柔的教她们说日本话，给她们买白衬衣黑裙子跳日本舞，宣传大东亚共融，讲中日友好。我想，当时的茫茫大众实在没心思去琢磨这有什么不妥，“既然能上学么，肯定是好事的”。人们十分艳羡的感慨，这该是多有身份的人家才能给子女的。
大约到小学快毕业时候，她家开始越来越败落了，原因就是我的太姥爷嗜赌。那时街头巷陌的人们往往最热衷于传播两类人的事迹，一类是军队的，谁谁又打死了多少日本人；另一类就是赌徒的，谁谁一下子就赢了多少钱，或者是谁谁一下子就输了多少钱，眼睛都不眨一下的。这个“眼睛不眨”实在是太关键，让一群食不果腹的老农更免不了啧啧，听的人惋惜且崇拜，说的人也口有余香。很遗憾我这太姥爷在民间各种版本的英雄演义里往往都属于后者中的后者，是个比赢家还响亮的人物。其实，我浅薄的觉得他输钱之后肯定也曾是想眨一眨眼的，但实在无奈有粉丝的传诵，终究输的倾家荡产。据说最后那个晚上，这老太爷把自己一根指头都输出去了，只好我太姥姥用嫁妆才把他赎回来。然后这悲伤的老太就愤愤的喝药了。
那以后家里就实在拮据了。万幸的是我这太姥爷只是嗜赌但在雇用长工短工的时候为人倒不坏，从不欠吊子钱，管饭也格外多放几滴油，所以本来看起来必然要饿死的一对父女竟然靠邻里微薄的帮扶活下来了。
我姥姥到十八岁才嫁人，这在当时看实在是太晚婚了。缘故是我这个太姥爷之前大户人家的架子还没有放下来――小家小户的看不上，后来则是为了脱贫，把聘礼要的太高。那时候谁来提亲他都管人家要十担米，这是能足足装满一马车的东西。人们都觉得这老头肯定是穷疯了，哪家要娶这么贵的媳妇。
离县城十三里地外有一户姓关的人家，勉强可以算一个小地主。关家当时三个小子，关家老爷子去世以后由大小子主事，二小子身子有一点病，常年在家养着。三小子当兵，出去打仗了。眼看那时这个二小子就快三十五岁了，却一直因为得病缘故没人愿意嫁过来。关家最后就差媒人来问我这太姥爷，他也知道这后生的情况，本来不愿意，却又觊觎着那些米面，狠狠心，遂涨价到十八担米，六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