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兽》:政治逃亡背后的语言恐惧
“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只袋子。”这是“我”对埃德加说的，而埃德加说，谁要是听见你这话，准以为你疯了。那时，格奥尔格其实已经死了，在抵达德国之后，在法兰克福的路上停止了生命，停止了调查和被调查；那时，其实库尔德也死了，他被发现死在寓所里，一根绳子在他身上。格奥尔格是一只袋子，库尔德也是一只袋子，而“我”和埃德加却收到了一封同样的信：交叉的斧头。并且被告知：你们被判处死刑了，我们很快就会逮着你们。很多人死去，成为袋子，不再需要理发师和指甲剪，不再掉一粒纽扣，也不会在这个国家战战兢兢行走。所以，“我”说，死亡不是坟墓，是一根萝拉吊在壁橱里的腰带，是苔蕾莎手臂上的瘤子，是库尔德自缢时的一根绳子。
其实一开始闻到这种浓重的死亡气息并不是一件坏事，那种死亡面前，我们甚至不需要什么哭泣，不需要赫塔·米勒所说的那块“手绢”。盖鲁·瑙姆在第一页就提醒我们说，“别提什么朋友，想象正经事吧”，那正经事也许就是我们曾经为之恐惧的死亡，“在充满恐惧的世界朋友无非如此”，这是他在题词上对我们的忠告，这一句读起来像是埃德加用一种小心翼翼来抵抗独裁统治的死亡：“我们如果我们沉默，别人会不舒服；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
我们真的看见了那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这是真的。黑色的封面上是一个规则和不规则的几何图形，“Herztier”讲的应该就是“心兽”，很陌生的名词，台湾翻译成《风中绿李》，这是比动物内脏更丑陋的东西，可以“和耗子一样逃走”，有时候“不听使唤”，而等人死亡的时候，心兽也就安息了。我把心兽看成是某种充满着闯入欲望的东西，和死亡很接近，和恐惧很接近。很多时候，它像独裁者的谣言一样，是一种逃脱不了的疾病。还有一句写在黑色的封面上：“仇恨允许践踏、允许毁灭，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这是来自第67页倒数第二行的一句话，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因为爱会像深草一样重新长出来”。在仇恨和割爱面前，重新长出来的爱有意被忽略了，我读到了一个从独裁世界里逃出来的女人的不安，像萝拉，像苔蕾莎，一个是牺牲品，一个是实施者，到最后，她们都像“心兽”一样：“在争执之前有一副利爪”。
她就是赫塔·米勒，一个曾经的罗马尼亚作家，1987年，34岁的她从此离开祖国，离开独裁，离开恐惧，而32年后，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认为：“赫塔·米勒以诗歌的精练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她的照片还是在黑色封面的连体书页中，还是那张脸，还是那双眼，凌厉的长相下，是薄嘴皮、细眉毛、鹰钩鼻组成的“图景”，浓重的眼线让蓝眼球又大又圆，加之永远穿着黑或灰的衣服，倘若她手里再拿柄歪扫帚，活脱脱就是一位中世纪女巫。这是不是独裁之后另一种恐惧？赫塔·米勒说的“大家都想比独裁者活得更长久”事实上正成为现实，那个罗马尼亚消失了，那些独裁者死了，那个第一个音节是再见的“齐奥赛斯库”早已拉上了绞刑架，“每一次逃亡都是给死亡提供一次机会”。看起来，是赫塔·米勒赢了，她的爱像深草一样重新长出来。
像头发。这个比喻的另一层含义是，我们需要理发师，需要在指甲干净的时候欢迎理发师上门来，那时候，理发师成了另一个革命者，另一个改变自己的人，就像库尔特梦见自己去了理发师那里，而父亲死前就去理发，为了让彼此都松绑，“我”也只为出席父亲葬礼而去理了个卷发。理发师总是伴随着死亡而出现，从头到脚的一切只有头发可以独立在身体之外，所以理发师也成了一种镇压者的武器，他鉴别着革命和反革命，区别着独裁和自由的空气。
那个皮埃勒上尉的信里，都夹杂着一根黑头发，仿佛是临死的那枚子弹，这个独裁者的刽子手，和那条狗有着同样的名字，他几乎无处不在，他调查着萝拉之死，他控制着苔蕾莎，派她来见“我”，把“我”纳入到谋杀的行列，那一刻，“我”原本以为的爱顷刻间化为乌有，“一丝不挂在我面前”，半年后死了，这是另一场谋杀，而皮埃勒就是要用暴力把那些反对独裁者的人找出来，他说：“他们靠煽动和寄生过活。这完全是违法的勾当。”同时他却把自己的罪状掩盖起来，他说：“这在这个国家，人人都可以看书写字。这么说的，人人都可以写诗，无须敌视国家、结成犯罪组织。”而文字也仿佛就是证据，就像萝拉记录下的那些句子：“这就像梦境，进得了口，上不了纸。记录的时候，萝拉的句子在我手中熄灭了。”
而皮埃勒处处寻找那些反动的诗歌，他审讯格奥尔格、库尔特和埃德加，“是为了一首诗”，他说，“这首诗煽动逃亡”。这是他的独裁判断，而他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恐惧！这种恐惧就是萝拉死后被污蔑为“对国家的耻辱”，这种恐惧就是许多母亲身上的各种疾病，这种恐惧就是父亲“大得像赞美元首的歌”的肝，这种恐惧是拇指属于墓园的六指人，这种恐惧也是圣餐杯里只有两块被咬过的圣饼。这种恐惧无处不在，就像城市里到处可见的疯子。
他们住在恐惧之中。工厂、酒馆、商店和住宅区、火车站大厅以及穿过麦田葵花田和玉米田的火车，都留着神，电车、医院、墓园、墙壁和天花板还有敞开的天空。尽管如此，在那些说谎的地方还是经常因滥饮而不小心出事，那不是人为的错，多半是墙壁、天花板或敞开的天空之过。
在这样的恐惧面前，独裁者已成为一个梦魇，所有人只有在“应付牛蒡、九命杀手、喝血鬼和液压机这类事”上进行逃避，而等待我们的生活也只是在理发师和指甲剪，在“不会再掉一粒纽扣中”开始，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
这就是一个奴役和寓言故事，心兽“如耗子一般逃跑”了，它不再需要用语言来解释，它是一个独立在独裁世界里的东西，像爱一样慢慢长出来。而赫塔·米勒似乎要走一条逃避“因言获罪”的道路，我们在这本219页的小说中读不到通俗的故事和扣人心弦的情节，有的只是像梦境、容易熄灭的句子：“我掀掉被子正要扯床单，发现床单上躺着一只猪耳朵。这是女孩们的临别赠物。我抖了抖床单，耳朵仍附在上面，原来它像纽扣一样被缝在了正中间”、“河这只袋子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窗这只袋子不属于我，后来属于格奥尔格。绳这只袋子后来属于库尔特”。
小说是一座迷宫，独裁者在外面，别人也在外面，发表诺贝尔奖致辞时，赫塔·米勒说：“在我看来，物体不认识它们自己的制作材料，姿态手势不认识自己的感觉，词语不认识把它们说出来的嘴巴。但是为了确认我们的存在，我们需要物体，我们需要姿态手势，我们需要词语。归根结底，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我们就越发自由。”这或许也是她写作风格形成的心理根源。就这样，她开放了所有通往自由之路，她又堵住了前往让语言从恐惧中挣脱出来的所有通道。
独裁者是一个错误，或许，语言也是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