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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兽》:政治逃亡背后的语言恐惧

2023-08-02
“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只袋子。”这是“我”对埃德加说的,而埃德加说,谁要是听见你这话,准以为你疯了。那时,格奥尔格其实已经死了,在抵达德国之后,在法兰克福的路上停止了生命,停止了调查和...

“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只袋子。”这是“我”对埃德加说的,而埃德加说,谁要是听见你这话,准以为你疯了。那时,格奥尔格其实已经死了,在抵达德国之后,在法兰克福的路上停止了生命,停止了调查和被调查;那时,其实库尔德也死了,他被发现死在寓所里,一根绳子在他身上。格奥尔格是一只袋子,库尔德也是一只袋子,而“我”和埃德加却收到了一封同样的信:交叉的斧头。并且被告知:你们被判处死刑了,我们很快就会逮着你们。很多人死去,成为袋子,不再需要理发师和指甲剪,不再掉一粒纽扣,也不会在这个国家战战兢兢行走。所以,“我”说,死亡不是坟墓,是一根萝拉吊在壁橱里的腰带,是苔蕾莎手臂上的瘤子,是库尔德自缢时的一根绳子。

其实一开始闻到这种浓重的死亡气息并不是一件坏事,那种死亡面前,我们甚至不需要什么哭泣,不需要赫塔·米勒所说的那块“手绢”。盖鲁·瑙姆在第一页就提醒我们说,“别提什么朋友,想象正经事吧”,那正经事也许就是我们曾经为之恐惧的死亡,“在充满恐惧的世界朋友无非如此”,这是他在题词上对我们的忠告,这一句读起来像是埃德加用一种小心翼翼来抵抗独裁统治的死亡:“我们如果我们沉默,别人会不舒服;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

我们真的看见了那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这是真的。黑色的封面上是一个规则和不规则的几何图形,“Herztier”讲的应该就是“心兽”,很陌生的名词,台湾翻译成《风中绿李》,这是比动物内脏更丑陋的东西,可以“和耗子一样逃走”,有时候“不听使唤”,而等人死亡的时候,心兽也就安息了。我把心兽看成是某种充满着闯入欲望的东西,和死亡很接近,和恐惧很接近。很多时候,它像独裁者的谣言一样,是一种逃脱不了的疾病。还有一句写在黑色的封面上:“仇恨允许践踏、允许毁灭,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这是来自第67页倒数第二行的一句话,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因为爱会像深草一样重新长出来”。在仇恨和割爱面前,重新长出来的爱有意被忽略了,我读到了一个从独裁世界里逃出来的女人的不安,像萝拉,像苔蕾莎,一个是牺牲品,一个是实施者,到最后,她们都像“心兽”一样:“在争执之前有一副利爪”。

她就是赫塔·米勒,一个曾经的罗马尼亚作家,1987年,34岁的她从此离开祖国,离开独裁,离开恐惧,而32年后,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认为:“赫塔·米勒以诗歌的精练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她的照片还是在黑色封面的连体书页中,还是那张脸,还是那双眼,凌厉的长相下,是薄嘴皮、细眉毛、鹰钩鼻组成的“图景”,浓重的眼线让蓝眼球又大又圆,加之永远穿着黑或灰的衣服,倘若她手里再拿柄歪扫帚,活脱脱就是一位中世纪女巫。这是不是独裁之后另一种恐惧?赫塔·米勒说的“大家都想比独裁者活得更长久”事实上正成为现实,那个罗马尼亚消失了,那些独裁者死了,那个第一个音节是再见的“齐奥赛斯库”早已拉上了绞刑架,“每一次逃亡都是给死亡提供一次机会”。看起来,是赫塔·米勒赢了,她的爱像深草一样重新长出来。

像头发。这个比喻的另一层含义是,我们需要理发师,需要在指甲干净的时候欢迎理发师上门来,那时候,理发师成了另一个革命者,另一个改变自己的人,就像库尔特梦见自己去了理发师那里,而父亲死前就去理发,为了让彼此都松绑,“我”也只为出席父亲葬礼而去理了个卷发。理发师总是伴随着死亡而出现,从头到脚的一切只有头发可以独立在身体之外,所以理发师也成了一种镇压者的武器,他鉴别着革命和反革命,区别着独裁和自由的空气。

那个皮埃勒上尉的信里,都夹杂着一根黑头发,仿佛是临死的那枚子弹,这个独裁者的刽子手,和那条狗有着同样的名字,他几乎无处不在,他调查着萝拉之死,他控制着苔蕾莎,派她来见“我”,把“我”纳入到谋杀的行列,那一刻,“我”原本以为的爱顷刻间化为乌有,“一丝不挂在我面前”,半年后死了,这是另一场谋杀,而皮埃勒就是要用暴力把那些反对独裁者的人找出来,他说:“他们靠煽动和寄生过活。这完全是违法的勾当。”同时他却把自己的罪状掩盖起来,他说:“这在这个国家,人人都可以看书写字。这么说的,人人都可以写诗,无须敌视国家、结成犯罪组织。”而文字也仿佛就是证据,就像萝拉记录下的那些句子:“这就像梦境,进得了口,上不了纸。记录的时候,萝拉的句子在我手中熄灭了。”

而皮埃勒处处寻找那些反动的诗歌,他审讯格奥尔格、库尔特和埃德加,“是为了一首诗”,他说,“这首诗煽动逃亡”。这是他的独裁判断,而他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恐惧!这种恐惧就是萝拉死后被污蔑为“对国家的耻辱”,这种恐惧就是许多母亲身上的各种疾病,这种恐惧就是父亲“大得像赞美元首的歌”的肝,这种恐惧是拇指属于墓园的六指人,这种恐惧也是圣餐杯里只有两块被咬过的圣饼。这种恐惧无处不在,就像城市里到处可见的疯子。

他们住在恐惧之中。工厂、酒馆、商店和住宅区、火车站大厅以及穿过麦田葵花田和玉米田的火车,都留着神,电车、医院、墓园、墙壁和天花板还有敞开的天空。尽管如此,在那些说谎的地方还是经常因滥饮而不小心出事,那不是人为的错,多半是墙壁、天花板或敞开的天空之过。

在这样的恐惧面前,独裁者已成为一个梦魇,所有人只有在“应付牛蒡、九命杀手、喝血鬼和液压机这类事”上进行逃避,而等待我们的生活也只是在理发师和指甲剪,在“不会再掉一粒纽扣中”开始,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

这就是一个奴役和寓言故事,心兽“如耗子一般逃跑”了,它不再需要用语言来解释,它是一个独立在独裁世界里的东西,像爱一样慢慢长出来。而赫塔·米勒似乎要走一条逃避“因言获罪”的道路,我们在这本219页的小说中读不到通俗的故事和扣人心弦的情节,有的只是像梦境、容易熄灭的句子:“我掀掉被子正要扯床单,发现床单上躺着一只猪耳朵。这是女孩们的临别赠物。我抖了抖床单,耳朵仍附在上面,原来它像纽扣一样被缝在了正中间”、“河这只袋子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窗这只袋子不属于我,后来属于格奥尔格。绳这只袋子后来属于库尔特”。

小说是一座迷宫,独裁者在外面,别人也在外面,发表诺贝尔奖致辞时,赫塔·米勒说:“在我看来,物体不认识它们自己的制作材料,姿态手势不认识自己的感觉,词语不认识把它们说出来的嘴巴。但是为了确认我们的存在,我们需要物体,我们需要姿态手势,我们需要词语。归根结底,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我们就越发自由。”这或许也是她写作风格形成的心理根源。就这样,她开放了所有通往自由之路,她又堵住了前往让语言从恐惧中挣脱出来的所有通道。

独裁者是一个错误,或许,语言也是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