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食堂饭

我的家乡在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永安乡，吃食堂饭好像是从1958年秋天开始的。

村寨里办起集体食堂后，一家一户就将永远告别炊烟，三角（支撑锅罐的铁器）和锅、鼎、罐都要收缴，灶孔里、火炕头都要泼凉水，碓磨都要打封皮，于是，爹娘自然而然怀起旧来：“唉，祖祖辈辈过惯的小日子，就将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那个年代大家都不富裕，但居家过日子，哪家不或多或少留有一点这样那样平时舍不得吃，以及搁在那儿准备招待贵客的东西呢？这时候，村民们都不得不忍痛割爱，把那些好东西翻出来大吃大喝了。一时吃不完的，也都“坚壁清野”了。

食堂饭一般以自然村寨为单位，户数太少的就得几个寨子合并在一起吃。我们风背岩上石家的食堂就包括了小风背岩十来户姓陈的人家，两个寨子一共大概三四十户。我的四叔石邦儒担任第一任负责人，好像是称什么营长。食堂就设在我家那幢房子，一则我们三四户人家就有三四个灶，炊具齐全，更主要的是我们晒坝宽，能安下好几十张八仙桌。

食堂饭开张那天好不热闹，比办喜事讨酒席还风光。烧柴的、挑水的、摆放桌凳的、杀猪宰羊的等等安排得井井有条，大家忙得不亦乐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弄柴——几个壮劳力拿起板斧、大锯，到距离食堂三四十米远的村边，将两人合抱粗的一棵笔直的古柏香树“咚咚”砍倒，“唰唰”锯作几节，再“咔咔”劈碎，扛回灶房就算完成了任务。

顺便提一下，据本人所知，做食堂饭砍古树烧的这类“败家子”现象绝非仅有，许多地方的古树都是那时砍光的。

菜饭做好了，四叔“当当”一敲铜锣：“喂！开饭了——开饭了！”话音刚落，只见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坐席了——”“接菜——”“热乎饭——”你就看上酒的、打盆出菜的、添饭的吆五喝六，二三十桌大酒大肉，觥筹交错，孩子们则高兴地在桌子底下拱进拱出。

打那以后，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四叔就起床“当当”敲起了铜锣：“喂——大家快起床，出工啦——”社员们就赶紧爬起来，哈欠连天地上工干活去了。收工时，大家还要顺便将自家自留地上种的瓜菜摘回，交到食堂上登记，以记工分。铜锣一响又开饭了，吃了嘴巴一抹就可走开，碗筷都不用洗。

好景不长，吃饱喝足不几天，粮食就开始定量下锅，大家都吃不饱了。看来，桌子是摆不下去了，村里就按年龄、劳力等不同情况分为一二三四等，食堂把饭统一做好后，再分到一家一户，不愿在食堂吃的，还可端回家去吃。

好在我们寨子地处偏僻，上面检查不容易到达，特别是外地派来的司务长心慈手软，睁只眼闭只眼，才使我们没咋饿着。打谷子时，大家都把谷子往稻草下藏，挖红苕就将红苕往泥土中埋，晚上再取回私分。

记得一天夜里，爹派我到一个叫王家土的地方去背谷子，从一出发直到谷子背回，以至到后来好久一段时间，我心里一直都感到极大的不安：我已经是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小学毕业后还要报考教师，这次偷盗行为一旦出纰漏，我的前途不就断送了吗？

正因为我们那儿天高皇帝远，对上面的指示阳奉阴违，< 百度一下：牛ＢＢ文章网 >锅、鼎、罐收缴得不彻底，食堂上打回的饭不够吃时，大家都把私藏的东西取出来充饥。大白天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做吃的，只有熬到深夜才可偷偷摸摸吃一点。

就这样，一直到1959年冬我参军时，我们寨子的人才饿到用蕨粑、折耳根、红子泡、岩豆瓣、棕包米、蒿枝草、清明菜、打破花根等野生根果充饥的地步，只有三四个人身子开始浮肿。我当兵后，听说真正属于饿死的也不过就是六公、青大叔、银章二姑爷等三个人。而在其他一些执行上级指示坚决的地方，不仅除我们所吃的他们都吃了，而且还额外多吃了桐麻皮、青冈籽、苞谷核、苞谷杆……甚至还饿死了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