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童年的酱油饭/1958年喝羊汤

难忘童年的酱油饭

文/杨黎明

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开车，家里就靠母亲一人拉扯着我们兄妹三人，还要耕种六亩多地。为了糊口，母亲刚生完小妹就得下地干活，那时候我和大妹也正蹒跚学步。记得妈妈每次下地干活前，都是先将我们兄妹三人送到村口的衍宗奶奶家。由于我们家每天早饭吃得晚，因此等到中午母亲接我们回家吃午饭时也不觉得饿。可每到夕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总是饿得慌，因此每到下午四五点钟时，衍宗奶奶总会给我们拌好酱油饭，一人一碗，吃得饱饱的。

许多年过去了，由于工作关系走南闯北，也可谓是吃遍山珍海味。可我对酱油饭依然是情有独钟。吃酱油饭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扎根在心底的情结。就像一个离家的牧民对羊肉串的留恋，对草原的思念。与其说那是—种情结，倒不如说那是一种烙印，一种烙在心坎上关于亲人、关于爱、关于家的烙印。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那就是衍宗奶奶凭什么会对我们几个无亲无故，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孩子那么好呢？思来想去，觉得只有—种解释，那就是源自她骨子里一种难能可贵的“善”的天性。

我们常常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能力报答帮助过我们的人，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也有能力付出举手之劳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哪怕只是一点点，也是对“善”的传承，对“爱”的播撒。这也许就是对帮助过我们、爱过我们的人最好的报答，也是最美、最真诚的感恩！

1958年喝羊汤

文/孙方友

1958年，举国上下大跃进，上千人一个大食堂，大笼蒸馍，大锅熬汤，每到开饭时候，人多为患，乱得如同一窝蜂。那一年，我虚岁8岁，父亲在人民公社工作，分到很远的一个地方驻队。母亲在一个社办里当工人，夜里12点才能下班。家里只有我和弟弟。元旦节，我们那里称为“阳历年”。节前的更多精彩请看牛ｂｂ文章网时候，上头就声称要杀猪宰羊，吃好“共产主义的”第一顿饭。因久不吃肉，我自然很盼节日快快来临。

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天还没黑，我就拉着弟弟去北街大食堂上领饭。大食堂的院子里点了两盏汽灯，一个领导正站在高处讲话，大意是今天是元旦节，是大跃进的第一个新年。然后就开始大讲超英赶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的共产主义生活，接着又说现在刚进入共产主义，所以今天只喝羊肉汤。之后，又一个人上台讲话。不过这个人讲得较为低调，他说马上要开饭，北队两个队的在西边领，东边两个队的在东边领。他话刚落音，就听“轰”的一声巨响，似火燎马蜂窝一般，人们四散炸开，奔跑声，叫喊声似炸了营。我十分害怕地护着弟弟，躲在一隅，也不知自己该去哪方领羊肉汤，傻了一般。

不一会儿，就有不少人领到羊肉汤，“吸溜吸溜”的喝汤声震耳欲聋。打饭处有人一声连一声的高叫，像是按户主喊名字。我虽然听到了那人像在喊我母亲的名字，一下来了精神，大声应道：在这儿！在这儿！只可惜，我的声音太小，被淹没在一片嘈杂声里。

万般无奈，我只好一手端饭盆，一手拉着弟弟，插着人缝儿向刚才叫我母亲名字的地方走去。那里仍旧围着好多人，里三层，外三层，似一堵堵高墙。我只好将弟弟安置在一处，自己一个人去那里等领羊肉汤。

等我领到羊肉汤时，已近午夜，当我兴高采烈地端着羊肉汤找到我弟弟时，他已趴在冻地上睡着了。

我想将他晃醒，他却睡得死，我怕他冻着了，就将他搂在怀里，坐在一根枯树干上，腾出一只手，开始喝共产主义的羊肉汤。所谓羊肉汤，只有白菜和粉条，而没有羊肉。两马勺半汤我竟一个人喝光了，最后总算捞到了半拉羊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