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未定稿》漫忆

我1964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报考本校国际政治系研究生被录取。后来没有读成研究生，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持证报到后才知道，是到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内部未定稿》工作，行政编制在红旗杂志社。对内对外都称《红旗》八组，因为先前《红旗》杂志编辑部已经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农村、文艺、国际和哲学史等7个编辑组。当时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社在沙滩北大红楼后面同一幢大楼里办公。

《内部未定稿》的负责人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他因此也兼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日常工作由同时担任《红旗》杂志和《内部未定稿》编委的张先畴负责。红旗杂志社并不过问《内部未定稿》的编辑工作。和我同时调来的，还有8个分别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来的当年毕业生，包括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和新闻几个专业。在我们之前调来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孙泱，革命烈士孙炳文之子，早年留学日本，当过朱德的秘书，是来做《内部未定稿》专职编委的，但不久就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另一个是中央编译局的余征，懂俄文，在那里译校马列著作，此前已借调在新华社从事中苏论战的资料编译工作，是许立群点名调到《内部未定稿》来的。许立群当时兼任中央编译局局长。

当时正大张旗鼓开展“四清”运动，过了国庆节我们都随红旗杂志社机关大队人马到北京通县农村搞“四清”，张先畴独自留守。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这年秋天张先畴和八组的多数人又去广西农村和北京的工厂参加“四清”。这样，许立群就更多地直接管《内部未定稿》的事，刊发的所有稿子都是他亲自定的。具体工作由余征和我们留下来的几个人做，他很放手。我对许立群一向怀有敬意。记得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时，他应邀到北大作报告，开口便说：“要读原著，辅导报告是学习心得，都不如原著好。”转而又说，“也有例外，列宁的《哲学笔记》就比许多原著好”。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机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听说1951年批判《武训传》的时候，许立群的一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找他面谈，给予表扬和鼓励。这像是传奇故事，我问过他的夫人杜晓彬（曾任红旗杂志社机关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起下放“五七干校”多年），竟确有其事。她在晚年写的回忆许立群的文章里，详细叙述了这件事的经过。 我在许立群领导下工作，对他的明快严实的工作作风与平易随和的对人态度感触很深。他说话没有官腔，在院子里碰到我们还常常主动停下来闲聊几句。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酝酿期，思想理论领域气氛日益紧张，许立群作为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工作很难做。在《内部未定稿》的编辑出版方面，也表现出他的犹疑和彷徨，以及为争取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所做的努力。

当时国际共运除中苏论战外，还发生过其他一些大事。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军事政变，残酷杀害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被害，苏加诺总统被软禁。这件事在我国引起强烈关注。许立群说，苏加诺态度软弱，有点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的汪精卫，让我们搞一份汪精卫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的言论摘编，发表在当年12月8日出版的第4期《内部未定稿》上，标题是：《汪精卫在“四·一二”前后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副标题是“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参/更多精彩尽在牛ＢＢ文章网/考资料”。加了个“编者按”：“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样，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反面教员。本刊发表他的这一材料，值得认真一读。因为，过去的历史事变固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它所提供的经验，却是绝不可忽视的。”现在看来，这或许是他试图把思想理论领域简单上纲的政治批判引向深入讨论历史经验教训的一种努力。

1966年1月5日出版的第1期《内部未定稿》，刊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舒芜等人搞的《〈水浒〉评注本一至六回样稿》。“编者按”说：“帮助他们把这第一次开始实验的工作做好，关系到古典文学遗产研究如何批判地继承的问题，欢迎大家来稿讨论。”还刊出了评注者关于评注意图、原则和方法的说明。现在看来，这样的评注工作，不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即使在当时，也看不出有什么违碍之处，完全可以公开出版，而不必在《内部未定稿》这样的刊物上发表。这或许也反映了许立群在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之后，彷徨不知所措而又试图在开展学术研究方面有所作为的努力。记得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参加中宣部理论处的学习讨论会，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现出明显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