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纪略（外一篇）

似乎是毫无缘由地，蓦然想起奶奶。我的妻儿都没有见过奶奶，老家仍然在世的乡亲，见过她的也已不多。我顿时有一种紧迫感，若不为她写若干文字，不太久以后，她就如同没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一样。

奶奶没有名字。娘家姓党，村里的长辈人都叫她党姐儿。1954年登记户口，她的姓名被写作“周党氏”。她不认识那三个字，也从未用过那三个字，或许就意识不到自己还会有名字。

爷爷早逝，据说是在地里割豆子，突然吐血，当即死了。爷爷没有遗言，或许，把一腔鲜血洒在自己的土地里本身就是遗言。爷爷留下八亩半地，三间低矮的每隔二年就得苫一层麦秆的草屋。那时，父亲才十来岁，小小年纪就接过了爷爷留下的土地，和有关土地的一切农活。

奶奶是小脚。它出生在大清光绪年间，当然要裹脚，脚也真有那么三寸。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床头缠脚，用五尺多长四指多宽的裹脚布狠狠地缠啊缠啊，把脚缠成粽子形。她裹脚或洗脚时，从不让人看见。我见过一次，蜷屈挤压变形得可怕。他说过小时候缠脚的痛苦，开始缠常常哭，下床、出门都要大人抱着或者扶着。他移动脚步走路，像两根木棍在地上捣。雨天，路似刚刚发酵的红薯面，简直是在黏糊糊的烂泥里杵。奶奶身躯在女人中应属高大，却用一双尖尖的脚支撑着，下地掰玉米、掐芝麻叶、起五更薅麦（为了不留麦茬，更为了多收些柴，小麦要连根拔起。薅就是拔的意思。《诗经·良耜》里就有“以薅荼蓼”，三千多年来音义未变。故乡的方言里有很多古汉语的孑遗）。母亲生于1920年，京城里早就没了皇帝，可硬是被外婆逼着裹了小脚。“大跃进”中，她就是颠着那双小脚在水库工地上，挖土、挑土、抬石头的。母亲到晚年还埋怨过外婆“老思想”。却从没听到奶奶埋怨过谁，好像原本就该如此。

我上中学时，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文章中，把“右倾分子”比作小脚女人，一下子全国批判“小脚女人”，似乎小脚女人都是最可恶的人。那时候全中国的成年女人大部分是小脚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总是想到奶奶，想到母亲。不能无视她们的艰辛，她们的血泪，更怎忍心把她们和全民痛骂的坏人连在一起作践啊。我只是心里想，绝不敢说出。

奶奶会弹棉花，是全村有名的弹花匠。在方言里，棉花简称为花。她去各家弹花。轧过的皮棉要纺线，必须弹，那时没有弹花机。奶奶的工具是一张弓，洋槐木的，弯作初四初五的月牙儿形，用时勒上细而韧的皮弦，一把弹花槌，枣木的，手握的一端稍细，另一端有楞，弹花时就是用那楞拨动皮弦，在结成团的皮棉上颤动，发出“嘣、嘣、嘣、嘣……”闷闷的漫长的响声，往往，从早饭后，持续到黄昏，如一首单调的乐曲，有一种无尽的沉重感，压抑感。弹三遍，棉花才变成蓬蓬松松白云状的棉絮。给别人弹花，中午管顿饭，工钱是一把花捻儿——纺线前把棉絮用高粱莛儿卷成近一尺长的薄薄的筒状，那叫花捻儿。七斤棉花可织一匹布，弹七斤棉花耗时一整天。

有一幕情景至今不忘，六十余年过去，仿佛犹在眼前。

盛夏的傍晚，满天瓦片云，被落日烧成了火红色，反射着炙人的酷热。黄澄澄的太阳光充塞地面、空中，像熔化了的铁汁子，烫得狗伸着舌头张嘴喘气，南瓜叶蔫蔫地扑塌着，如收起的伞。在门口，我远远地看见奶奶从南庄回来了，一手拿把花捻儿，扶着肩上的弓，一手掂着弹花槌，蹒蹒跚跚走着碎步。宽大的粉蓝土布上衣，老蓝的扎了腿的土布裤子，在强光下显得铅一样惨白。头顶、两肩、衣袖，毛茸茸地粘满棉絮，棉絮上挑着夕阳。走近了，见老人家鼻孔里也钻了棉絮，已被灰尘沾成灰色。布衫后背的汗渍一直洇湿到下摆，水淋淋地贴在身上。从水缸里舀半瓢凉水喝下，奶奶换了衣裳，坐院里捏下湿了的上衣、裤子上面粘的棉絮，终于积成枣儿那么大一团；丝丝缕缕都舍不得糟蹋。

奶奶每天夜里纺线。椿木做的纺车儿，已古旧成了铁灰色，暗红的枣木轴磨得变细。油灯放在锭子旁，灯焰儿只有黄豆大。每年种半亩芝麻，不为吃油，只为点灯和给锭子膏油。冬日夜长，总要再添一次油。坐下纺线前，总要把泡好的芝麻叶搦出拳头大一疙瘩，手巾包了揣怀里，到半夜暖热了吃下充饥。嗡嗡嗡，嗡嗡嗡，纺车声是一支无头无尾的枯燥的歌儿，始终缭绕在我的整个童年。纺车声中，我慢慢长大，奶奶很快变老，满脸深刻的皱纹里，积淀着溢满两颊、额头的艰辛日子。有一天晚上，老人家教我一首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