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中国儿子

飞机开始降落。我从窗口看见盐湖及沿岸切割成一块块不同颜色的土地。飞机的影子在上面滑过，像对不准焦距。后舱有人合唱圣诗，而我和其余乘客各怀鬼胎，降落到摩门教的圣地——盐湖城。

旅馆面山，窗外落满准备过冬的虫子。我找出英文讲稿，对着那些虫子练习朗读。犹他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蓝纳（Lanner）讲座，本届主讲人是乔纳森·思班斯（Jonathan Spence）。

我纯属陪绑，参加讨论。临走前才收到他的演讲稿，我匆匆写了篇回应，电传给朋友，译成英文。剩下的，就是把它念利索。

乔纳森有个中文名字，叫史景迁。他是英国人，至今也不肯加入美国籍。按他的话来说：“我为什么要背叛莎士比亚？”他在耶鲁教书，是十几本书的作者。这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几乎本本畅销，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说实话，我对历史学家心怀偏见。他们多少有点儿像废车场的工人，把那些亡灵汽车的零件分类登记，坐等那些不甘寂寞但又贪图便宜的司机。而乔纳森似乎不屑与他们为伍，他更关心历史中个人的命运，并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写的大都是传记，如关于帝王心路历程的《康熙自剖》，传教士的传奇故事《利玛窦的记忆迷宫》，一个普通的乡下妇女的不幸身世《王氏之死》以及一个曾漂流欧洲的教会守门人的坎坷遭遇《胡若望的疑问》。依我看，与其说他是历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作家更贴切。再说，历史本来就是个故事，就看我们怎么讲了。

今晚是我的朗诵会。我在旅馆大厅碰见刚到的乔纳森和夫人金安平。乔纳森长得极像007扮演者康纳瑞（Sean Connery）。安平告诉我，他常在街上被陌生人拦住，要求签名合影。不知康纳瑞是否有过类似的遭遇，被人们拦住问：“你是乔纳森·思班斯？”

我朗诵时，乔纳森表情严肃，像康纳瑞在《以玫瑰的名义》里扮演负责办案的神父，坐在听众中间。我躲开他的目光，好像我是把毒药涂在经书上的人。难道诗是一种毒药？

1991年春天，我应一家国际慈善组织Oxfarm的邀请，到波士顿参加为非洲难民举办的捐款朗诵会。他们请乔纳森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朗诵会头天晚上，他的学生文朵莲请我们吃晚饭，在座的还有文朵莲的女儿和艾略特。乔纳森来了，抱着一袋葡萄酒和威士忌。那是我们头一次见面。他坚定、含蓄，而且幽默，英国式的幽默。据文朵莲说，多少耶鲁的女学生为之倾倒。那天晚上，唯我独醉。醒来，大家兴致未尽，有人提议去看末场的电影《菊豆》。散场后，我醉意未消，哈佛广场像甲板在我脚下摇晃。直到第二天晚上在散德斯（Sanders）剧场朗诵时，酒精仍在我脑袋里晃荡。我那困难的表情大概被听众们误读成流亡之苦，和乔纳森得翩翩风度及典雅的英国口音恰成对比。就在我们向非洲难民象征性地致意时，美军成千上万颗飞弹正在伊拉克土地上爆炸。

第二年夏天，我和朋友开车从纽约去波士顿，路过纽海文（New Heaven），去看望乔纳森。他正经历婚变，住在市中心的一个小公寓里。家徒四壁，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还有一台小录音机——不真实，像小剧场的后台。我们的主角乔纳森汗淋淋地坐在那儿，正幕间休息。在一家越南小馆吃牛肉面时，乔纳森讲起他去广西的经历。他正着手写一本太平天国的书。我似乎看见他头戴草帽，遮住他的鼻子，混入当地农民的行列，一起走进那本书《上帝的中国儿子》（God's Chinese Son）之中，成为他们的一员。

纽海文是个令人沮丧的城市，太多的流浪汉，若有人领头，恐怕也会揭竿而起。乔纳森领我们穿过街上那些绝望的手臂，来到一间空荡荡的芭蕾舞练习厅，再钻进隔壁小房间，这就是他的书房。我环顾那剥落的墙皮和窗户上粗粗的铁栏杆，不禁感叹道：“这真像监狱。”“哦？”乔纳森吃了一惊，“我还一直以为我把别人关在外边呢。”

盐湖城之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冷清，街上人影搅动着灯光。朗诵会结束后，我们来到一家私人俱乐部“纽约人”用餐。一个政治学教授用张戎的自传《鸿》纠缠我。他的手势特别，中指和戴着一颗硕大金戒指的无名指分开，像把剪刀不停地剪断我的思路。晚餐时，他坐在乔纳森旁边，那把“剪刀”伸向乔纳森，似乎要剪掉他花白的络腮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