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忠诚

父亲贺龙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部书，一部博大精深的书。从我懂事那天起，我就用心灵去读他，用我沿着他的足迹孜孜不倦的跋涉和寻找去读他。而在我用几十年生命读懂的几个篇章里，南昌起义前后投向党的怀抱，是他写下的最激动人心的一章、最耐人寻味的一章。如果给这个章节取个题目，我想，非“忠诚”二字莫属。

在人们的印象中，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父亲身材伟岸，手里总是握着一只大烟斗，动如虎，静如松，是个无所畏惧又敢于担当的人。他生于民风强悍的湘西，长于军阀混战的乱世，一旦给他一个机会或一片天地，他便会像苍鹰那般翱翔，像矫龙那般翻飞，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1916年2月，当他带领不甘为奴的弟兄们端了芭茅溪盐局，在故乡湘西桑植建立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时，三湘震惊，朝野惶恐。当时的湖南省长曾继吾后来在《湖南各县风俗调查笔记》中写道：“桑植地处偏僻，昔年风俗淳朴，民性耿直，自民五（1916年）军兴，匪风颇炽。贺龙以贩夫走卒，揭竿作乱，不数年荣绾军符，总领数千，身跻显要，名震乡帮……”

父亲出身贫苦，13岁就出外赶马谋生，养家糊口。曾继吾说他是“贩夫走卒，揭竿作乱”，虽然口吻轻蔑，但与事实大体相符。问题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正是“贩夫走卒”这样的劳动人民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至于曾继吾说父亲“不数年荣绾军符，总领数千，身跻显要，名震乡帮”，我倒要感谢他如实道来，为历史记录下了父亲在那个远去的年代，曾怎样的叱咤风云。

父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南昌起义前的十几年，他追随孙中山，自告奋勇地站在讨袁护国和护法的旗帜下，东征西讨，屡建奇功。他几起几落拉起的人马，也在一次次成功与失败的磨砺中发展壮大。但是，穿着那身挂着乱七八糟零碎的旧式军服，他却心生烦忧，对狗咬狗般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深恶痛绝，尤其不忍看到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啼饥号寒。上世纪20年代初，四川南北两军形成对峙，父亲奉命率领一团人马入川作战。三年乱仗打下来，父亲虽从团长升任师长，却对用旧武装治理中国的做法产生了怀疑。许多年后，他用一生也没有改掉的湘西口音叹道：“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几十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深感父亲当时的内心有多么凄苦悲凉。因为这次公开发表的言论，既透露了他对旧中国积重难返的无奈，又流露出对中国未来的茫然。他看到了要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必须打倒军阀和官僚，又苦于身单力薄，改变不了中国的现状。那种进退维谷的窘境，就像在黑夜中踯躅，在荆棘丛中盘桓。

1925—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先是依靠有许多共产党人的黄埔师生喋血东征，荡平了陈炯明叛匪；接着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开始北伐。父亲驻扎在贵州铜仁的队伍被编入国民革命军，这使他渐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那个在曙光中第一次出现在父亲眼前的人，是共产党人周逸群。他是以北伐宣传队的名义进驻父亲那支队伍的。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周逸群认定我父亲是个可以为共产党所用的国民革命军将领，一见面就自报家门说，我是“红脑壳壳”，我带来的30名宣传队员都是“红脑壳壳”。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父亲也有心接触共产党，他想看看传说中的共产党到底比国民党有何高明之处。因此他对周逸群说，红脑壳壳好嘛，可惜你们共产党不兴结拜，不然我现在就想和你这样的共产党员写兰谱。周逸群说，兰谱还不就是一张纸？只要我们的奋斗目标一致，兰谱算个什么？

有了周逸群这个共产党朋友指点迷津，出谋划策，父亲在北伐路上精神焕发。他指挥的部队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直到攻克武昌，把革命的烈火顺势烧向中原。当父亲的队伍先后在中原要地许昌和郑州大败奉军，率先占领河南省会开封时，武汉国民政府发来通电嘉奖，称“诸将士忠勇用命，冲锋陷阵，建此奇功，弥深庆慰。”并决定将父亲领导的独立第15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番号；父亲升任第20军军长，周逸群升任军政治部主任。这也就是说，正在“赤化”的父亲和他那支队伍，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起来。但好景不长，父亲突然接到撤出中原、回师武汉的命令，没多久又奉命向江西九江方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