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遗忘之前

有时候，她叫不上来我的名字。她知道是我，她认得出我的声音，听到我叫她“姥姥”的时候她就会很开心，因为她想念我，可是她就是没有办法在听到我的声音的第一时间想起我的名字。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谁都说不好。我只记得几年前的某个夏天，我放暑假从巴黎回家，有一天，她心血来潮炒了一盘虾仁，非常开心地对我们说：“这是我第一次炒虾仁，你们尝尝好不好吃。”那时候，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我爸爸。爸爸说：“你在说什么呀，我1979年第一次来家里吃饭，你就炒了虾仁。你已经炒了二十几年了。”她愣了一下，摇晃着白发苍苍的脑袋：“不可能，没这回事儿，我不记得了。”后来我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给我的朋友们听。那是因为，我始终拒绝承认她患上了这种不可能痊愈只会越来越严重的疾病。直到有一天，她非常着急地指着我问：“你叫什么，你叫什么来着？”——我才不得不承认，她是真的忘了太多的事情。可是我在心里总是跟自己强调着：她并不是忘了我，她只是一时想不起来我的名字。

我只是一直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从小跟着她长大，她曾经那么能干，那么敏捷，发挥她处女座的本性，做事情的时候在意所有很小的细节。并不是很久以前的过去，她还穿着白大褂偶尔去医院出专家门诊，每个人都说“您看上去精神真好”。其实她一直都是个神采奕奕的老太太，直到今天都是。她穿着一条自己找裁缝做的、墨绿色的旗袍式的连衣裙，还有白色的平跟鞋，兴冲冲地出去逛街。她说她想去买新鞋子。出租车司机都会说，老太太你精神真好。听见人家夸她，她就会很开心，会很热闹地跟人家司机说，她原先是眼科大夫。我坐在车的后座上沉默不语，因为再过一分钟这个司机就会发现，她根本没办法准确地说清楚她想去哪里。

“你看，这双鞋好不好？”她问我。“好。”我说。“但是——”她脸上掠过一丝隐约的为难，“你外公一定会说不好。这双鞋上有朵花，他一定会说，老太婆穿那么花干什么。”她的表情简直是羞涩的，她已经快要80岁，但是还总是维持着一些少女的表情和说话的方式。“别听他的。”我很认真地说，“只要你自己喜欢，就买下来。”“我喜欢。”她微笑着，用力地点头。“那就把票给我，我去付钱，算我送你的。”“哎呀不要，”她急了，“你哪有钱，你还这么小。”“还小啊，我都已经——”我突然问她：“你说得上来我今年多大吗？”“你，”她迷惑不解地陷入了回忆，忘记了追究谁来付钱，“你21，不对，23，你有这么大么，二十几来着……反正，”她又从这件事情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上，“你该结婚了吧 。”

可能在她心里，我一直都是那个每天早晨赖床，要她强行按在早餐桌前梳小辫的小姑娘。我不喜欢喝牛奶的时候她会像所有老人一样说：“挑拣什么呀，现在的小孩子，要是让你回去1960年，还由得你不喝牛奶，连窝头都没有。”但是紧接着她又会说：“不过呢，都说你们现在的小孩子幸福，其实你哪有我小时候的好日子，那时候我们在天津的英租界的洋房那么大，家里光是厨子就有三个——一个是做面食的，一个是炒菜的，还有一个是帮工洗菜剁肉的……”“那么好……”小时候的我羡慕地说。“当然了。”她得意地扎紧了我的蝴蝶结，“我小的时候梳小辫子，我妈妈都不会动手的，都是奶娘来梳。”然后她突然意识到要给小孩子一些正面的教育，急忙地补充说：“可是呀，那些不重要。一个人只要自己劳动，自食其力就是好的。”“那后来呢？”我更关心的显然还是不需要自食其力的好日子。“后来……”她的神色暗淡了一下，“后来日本人打进天津，所有的好日子都完了，我们就开始逃难了。”

小的时候，往往是讲到轰炸的时候，我的牛奶喝完了，于是回忆结束，小朋友上学的时间到了。其实后来的日子，也很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说完了。

她离开天津，在乡下度过了充满战乱记忆的青春期，她去念了解放区的医学院，她在那里遇到了我的外公，一个像孩子一样天真热情又像孩子一样固执冲动的男人。他们一起扎根在一个陌生的工业城市，她陪着她的男人忍受了所有的困窘、动荡和磨难。她像那个年代的很多女人一样，允许自己的男人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允许他像个孩子那样任性下去直到耄耋之年。外公永远不记得自己的衬衫放在什么地方，不记得自己到底该穿哪件外套。突然有一天，他一直依赖的那个人渐渐地丧失了记忆，渐渐地连十分钟前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再记得，他也安之若素地像往常那样依赖她，从依赖她的体贴，变成了依赖她的遗忘。有一次外公跟我说：“去问你姥姥，我的身份证到哪里去了。”我说：“她现在不可能记得了。”外公突然倔强地一挥手：“算了，丢了就丢了，大不了重新办。”好像如果是因为她的遗忘而丢失的东西都是不要紧的，他宁愿过丢三落四乱七八糟的生活，也不愿意承认那个女人已经失去了照顾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