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写作是因为数学不佳

爸爸出生在江苏高邮县。当时汪家在高邮还算是殷实人家，有两百多间房、两千多亩地和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汪家虽没出过大官，却有些文化，家里人大都读过书，书画、字帖之类的也不少。爸爸的祖父考取过小小的功名，算是“儒商”；爸爸的父亲画画在当地很有些名气。所以爸爸上小学时，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作文常得满分，画的画也总被贴上墙展览。

但凡有特长者，必有特短之处，爸爸数字这根筋似乎就没长好。我们都认为，爸爸是由于理科不好，才转而去当作家的。此论并非臆测，有诗为证：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这诗是爸爸69岁时写的。虽语带调侃，但也有真实的一面。他上初中时，有个老师见他美术不错，曾想培养他成为建筑设计师，这在当时是很吃香的职业。但是看了爸爸的几何作业后，这位老师只好作罢，并发感慨：“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因为几何求证须环环相扣，可是爸爸却常常缺好几个步骤，就毫无道理地得出了结论，硬是把写文章时的跳跃思维挪到数学上来了。

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1939年，爸爸如愿以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用今天大学的标准衡量，当年的爸爸绝对算不上好学生。因为他生活太散漫，学习太偏科。爸爸的散漫是有据可查的。他在小说《鸡毛》中，对联大25号宿舍有这样一段描写：

二十五号南头一张双层床上住着一个历史系学生，一个中文系学生，一个上铺，一个下铺，两个人合住了一年，彼此连面也没有见过：因为这二位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同。中文系学生是个夜猫子，每晚在系图书馆夜读，天亮才回来；而历史系学生却是个早起早睡的正常的人。因此，上铺的铺主睡觉时，下铺是空的；下铺在酣睡时，上铺没有人。

这睡在下铺的中文系的夜猫子，就是爸爸。

晚上不睡觉，白天自然不能按时上课，加之爸爸当时“自由主义”十分严重，有兴趣的课便上，听不下去的就逃，因此学习成绩也就好坏参半，不少课学得相当差劲。

联大文学院的必修课之一是《西洋通史》，可是爸爸对此始终没有入门。他曾经交过一份作业，内容是他精心绘制的亚力山大时期马其顿帝国的版图，老师在发还作业时加了一段评语：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学术价值全无。所以第一学期，他的《西洋通史》考试只得了37分，第二学期只有考到83分以上，两次平均分数超过60分才能及格。即便这样，他也不想为此花费功夫，临到第二次考试之前，他拉了两位历史系的同学坐在两旁，左抄抄，右抄抄，居然抄了85分，总算过了关。

一些无法找人帮忙的课，爸爸就傻眼了。体育课便是如此。教大一体育的是马约翰教授，当时他已经60开外，但是身体还颇为健壮。他是混血儿，上课不说中文而说带有北欧口音的英语。学生列队，他要求学生必须站直：“Boys！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爸爸年轻时就有些驼背，始终未能straight起来，因此上过几次课后，就逃之夭夭了。但是，联大的体育是必修课，而且要上两年，没有拿两年学分就不能毕业。为此爸爸以后可吃了苦头。

还有一门必修课很让爸爸头疼，就是英语。大一英语他是连滚带爬，凑合及格的。到了大二英语期末考试时，爸爸借来同学的笔记（他上任何课都不记笔记，实在是潇洒得可以），连续开了几个夜车复习备考，没想到，由于过度疲劳，到了考试的当天，他竟然一睡而不醒，错过了考试时间。结果大二的英语成绩是零分。大学四年学习期满，爸爸就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又在学校多待了一年。

爸爸更多的课学得相当不错。这些课，有的是因为他非常感兴趣，舍得下气力往里钻；有的是他原本基础就较好，又有灵气，因而很能出彩。

西南联大中文系有许多名教授，他们讲的课爸爸大都听过。这些教授对学生都不错，但有的更喜欢遵守纪律、刻苦治学的；有的更喜欢有才的，不太刻苦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