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沙特长大

我来自沙特阿拉伯。我想告诉你我的生活，我们这一代沙特女人的生活。

故事开始于1979年，我出生那年。

那一年的11月20日，麦加，这座穆斯林人心中最神圣的城市，发生了一起袭击。朱海曼·阿尔欧泰比，一个伊斯兰教徒，带领400个人占领了这座城市。当时的沙特正在发生着改变，试着接受一种新的融入世界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于朱海曼们来说，这些变化与他们的信仰相左，他们要阻止这些变化。

占领持续了两个星期，政府不得不使用重装武力，来结束这场暴力活动。之后，他们将朱海曼和他的手下斩首示众。

沙特当局竭尽所能想让公众忘记叛乱的事情，因此他们把报刊杂志上所有的文章和记录都清除干净，希望这段历史能够被抹除，人们会忘记朱海曼。

不幸的是，尽管反叛者被处决，但当局也因此变得异常焦虑，他们害怕再发生类似的起义，于是，当权的极端主义者们很快转向打压这些年已经默许给民众的自由。换句话说，执政当局处决了一个野兽，却遵从了他的仇恨观念。

在麦加叛乱后的几周内，女性播音员就从电视中消失了。女性的画面被禁止播出。所有可能的女性职业被限定在2个领域：教育和卫生保健。

所有促进男女交流的活动都被限制了：流行音乐被禁止了；电影院关门了；所有地方都严格地执行性别隔离制度。性别隔离还成为了法律，从公共场所到政府办公室、银行、学校，甚至我们自己的家中——一时间，沙特阿拉伯的每间房子都有2个入口：一个男人的，一个女人的。

在那段时期，那些极端主义者在沙特阿拉伯变得非常强大，强行推行他们的想法，并且用严厉的规定强迫大家遵守。

到处在发放呼吁驱逐所有阿拉伯半岛的非穆斯林、在阿富汗讨伐异教x徒的传单、书和录音带——在那些为讨伐异教徒而战的人当中有一个22岁的青年，他的名字叫奥萨马·本·拉登。我们那个年代的英雄。

在我生活的前二十年里，我被告知如果我离开家，我就要对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任何罪恶行径负完全责任，因为男人们很难控制住他们的本能。我就是充满诱惑的果实，他们说，我的任何形态都会引诱男人。所以我被迫呆在家里。

对于沙特极端主义者来说，我就是“awra”——这个词意味着罪恶的事物。你不能让别人看到身体的私密部位，暴露它就是违法的。我从十岁开始，就把自己全部包裹起来。

我的脸是awra，我的声音是awra，甚至我的名字也是awra。女人只能被称作某个男人的女儿、妻子，或者母亲。我们没有声音，没有容貌，没有名字。我们是完全不可见的。

没有女性的运动，没有女性的工程学校，当然也没有女性开车。我们甚至不让拥有带头像的身份证，除非是办理出国的护照。

我们的生活被一个谎言所偷走：他们告诉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被男人的眼睛所窥视，你们应该被当成女王一样。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顺应这些规定。在1990年11月6日，47个勇敢的女性站出来挑战禁止女性开车的规定。她们开车驶进了首都利雅得的大街小巷。她们被扣留，禁止出国，并且因此丢掉了她们的工作。

接下来的22年，我们甚至不允许谈论女性开车问题，无论是在电视节目里，新闻上或者在报刊杂志上。

2000年，我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沙特接入了因特网。

曾经，作为一个极端主义者，我把自己从头到脚都包裹起来，一直严格遵守这个习俗。我十分喜爱画画，但是有一天他们却告诉我画人和动物的画像是有罪的，我就忠实地把自己所有的画作都找了出来，全部烧掉。

然而，从电脑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因特网已经为我打开了第一道去外界探险的大门。我开始与观点不同的人交流，很快，这些交流又在我的脑海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我这才意识到我以前是生活在多么狭小的空间里面，而当我走出这种生活以后，它看起来更加狭小。

在我21岁时，我第一次允许自己听流行音乐：后街男孩的《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