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妈妈

那时候，我们每个小孩子都知道自己有一个“上海妈妈”。

我们这里是座移民城市，天南地北的人都有，但却被称为“小上海”。的确，在兵团的城市里，那时的石河子不仅轻工业发达，而且可以说是最漂亮的了。笔直的马路非常开阔，每一条都像是通往天边，那时候车很少，天蔚蓝。我们喜欢在路边宽敞的人行道上，沿着树阴底下走。这些树有时候是前后两排，低矮、树冠茂盛的槐树在前面，后面是瘦硬挺拔的白杨；有时候，大路的两边铺展着成片的林带，里面有田埂和落叶，非常幽静。在很长一段时间，外地人说在石河子看不到房子，只看到树。那时楼房很少，房子都在树的后面。路边的花也很多，都是很普通的花，到了春夏沿路一片金红粉紫，有的纤袅，有的艳丽，在蓝天底下非常好看。

这里被称为“小上海”，还因为当年有很多上海知青，他们的文化程度比别的地方的人高，从头到脚都收拾得干净精致，很洋气的样子。星期天我们全家人换了出门的衣服一起上街的时候，父亲会指着一栋白色的小楼告诉我们，那一年周总理就是在这里接待过上海知青的代表。周总理和陈毅都在这栋楼里联欢过，和知青们跳过舞。

我们的父母六十年代才到新疆，算是晚的，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我们在各种方言里长大，都听得懂对方的话，却不会说。团场以河南话为主，我们这些工厂家属区的孩子，都只会说一口新疆味的普通话，比如把洋葱叫“皮牙子”，把“等会儿”说成“停会儿”，把性子倔强叫“别得很”。在清脆的字正腔圆里能听出一些维语、甘肃话和陕西话的影子。

对各个地方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和绰号。当年，地位最高的是上海人，他们洋派又精明能干。在我们还住着昏暗的平房的时候，他们就尽可能地在房间里铺上发亮的地板，透明的茶杯整齐地倒扣在托盘里，用一方白纱罩住。出门在外，男人的分头一丝不乱，女人的额前弯着用火钳烫过的卷发，皮鞋锃亮，的确良或者涤卡的裤子上裤线永远笔直。人们传说他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把裤子压在枕头底下。

小时候最好的东西都来自上海：泡泡糖、大白兔、麦乳精、洋娃娃，更不用说那些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了。上海是小孩子们想一想都要流口水的地方。我们有时候会扒着那些漂亮人家的纱窗往里看。被人发现以后，慌忙跳下，鼻头上顶着一小片灰玩命地往家里逃窜。

我们平时的玩耍是安全又尽兴的。白天，大人们上班去了，家属院里只剩下纺织厂上倒班的女人在睡觉。我们经常玩的那片空地上，也有人带着顶针、握着锥子在门口做针线。她家的门口，常常斜支着一块木板，在安静的融金似的大太阳底下晒着用苞谷面糊浆过的鞋壳子。

我们脖子上挂着钥匙在家门口玩，饿了就去馍馍筐里找一块吃的。记得一个小伙伴非常羡慕地对我说，他家的馍馍筐子吊在房梁上，老鼠够不着，他们踩在凳子上也够不着。

除了冬天，我们玩得最开心的时候都是从每个傍晚开始的，一直到天黑透了才被各家大人喊回去。我们最常玩的一个游戏叫“数星星的过去了”。当那些激烈的热闹的游戏玩累了的时候，平静下来，大家就会想起这个。于是一个孩子站到中间，背后有人捂住他的眼睛，其他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做着各种动作从他们面前经过，不许出声，只许比划。用手捂人眼睛的孩子就高声叫道——“刷牙的过去了”——“吃饭的过去了”——“唱歌的过去了”——“扫地的过去了”……最后，松开手，让站在中间的孩子猜一猜某个动作是谁做的。在我们最喜欢做的动作里，一个是“背人的过去了”，可以笑嘻嘻地一下过两个，半躺着的人懒洋洋的；另一个动作是边走边用手指着天空，只听耳旁一声吆喝“数星星的过去了”。

我是一个特别爱幻想的孩子，有一段时间，每天早晨父母上班以后，我和弟弟妹妹在家里玩，他们俩就说：“讲讲你昨天晚上做的梦吧。”我就开始跟他们讲，我说梦见我们都是北京小孩，穿着漂亮的衣服，走在阳光下铺着凿花红砖的人行道上，微风吹着我们的衣领和脸颊。我现在还能记得的就是这些。电影里的孩子都生活在晴朗明快的北方街道和公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