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又把你的灯笼吹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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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省里的一家杂志办笔会，我第一次见到柯粒。她穿着一条纯黑的连衣裙，胸前和腰间挂了不止一件饰物，缀了不止一条飘带，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随时可能叮咚作响的铃铛。那时候她刚刚二十出头，是笔会上最年轻的女作家，行为举止和衣饰上带些娇憨和夸张倒也算是正常，无人去作理会。刚开始的那几天，大家都关在各自的房间里，短篇中篇地日夜压榨自己，生怕对不起宾馆里开着空调的好房间和好酒好菜，只在吃饭的时间相互打个照面。逢到这时候，她常常被人打趣或者打趣别人，总之是人群中最活跃的那一个。那时候，我正处在一个容易将自己的情绪极端化的状态，对人对事缺少包容度，说实话，对她的那身行头和举止，我十分的不以为然。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怎么去注意到她，而且，我的注意力早已被住在隔壁的、那个专写幽默小说的胖子“霸占”了。那个胖子，他肚子里的笑话可真是太多了，多到令他消化不良，必须不时地定期地把它们排出体外——每天一大早，胖子便到阳台上抽烟，然后就会探过头来喊我：“起床了吗？快起来吧，多好的天气哟！”等我走出来，他早就准备好了一支香烟和一个新的笑话，隔着阳台，慷慨地抛给我。

一天黄昏，我在院子里碰到柯粒，她邀我出去散步。我们住的县城不大，宾馆附近唯一的那条小街一片昏暗，有三三两两附近居民的孩子刚刚放学回家。我们沿着小街没走多远，她扬起脸，带着一种央求的表情对我说：“我们休息一下吧！”路旁刚好有个巨大的树墩，她从手袋里拿出纸巾，细心地铺出两块地方，我们并排坐下来。她脱掉脚上的高跟鞋，对我解释说，她因为脚太小，一直穿童鞋。但是这次来参加笔会，特地买了一双高跟鞋，鞋码不对，一走路脚就痛。这份坦率令我暗自有些感动。莫名的，我在感情上仿佛一下子和她接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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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县城的黄昏安详而静谧……江水在远处流淌，传来隐约的轰响；莫名的花草浮动着淡淡的令人沉醉的香味；忽然，漫天的星光全都亮起来了。我们慢慢踱回宾馆，路上，她向我说到了她自童年起的所有经历，听起来是如此传奇。我再一次惊讶于她的坦率，惊讶于她对我这个几乎可以算是陌生人的信任和信赖。

我以为，她的身世里所遭遇的不幸和不堪是需要我今生今世严守的秘密。

杂志社来的一位年轻的女编辑是柯粒很要好的朋友，另有一个诗人出身、刚刚“串行儿”过来的小说家其时正在热烈的爱慕着女编辑。这三个人，再加上我——我是因为有了和柯粒的那次散步而忝列其末，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小团体的小圈子，在笔会的后半段比别人走得更近一些。诗人虽然改行做起了小说，身上的浪漫秉性却未改，我们目睹了他面对女编辑时的迷乱、忧伤和喜悦。女编辑早已名花有主，他自己也是有了妻室的男人，这场爱情眼见得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可是，在那个年代，“爱情”真的就是爱本身，不像现在的“一夜情”“一夜性”种种，“爱”和性、和上床近在咫尺、一蹴而就。诗人的爱是纯粹的，几乎也是无邪的。当事人和我们一样目睹着诗人无望而又无邪的“发乎情止乎礼”的爱，容忍并且默许了他。

二十天的笔会眼看就要结束。杂志社为了放松一下，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联欢会。有人起哄，要求我和柯粒表演节目，表演什么？居然是要我们清唱《夫妻双双把家还》。我和柯粒互相看了一眼，立刻有了默契。她先开口唱：“树上的鸟儿……”我接上来，她接下去，到了结尾的和声部分，声部错落有致并且交代清晰。我们的从容和沉着化解了这个原本带点恶作剧的要求，赢得了一片真正的喝彩。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的柯粒是快乐的，甚至是有些得宠的。尽管她背负着童年的不幸，但那个时期，她的小说不断发表、得奖，成为许多人羡慕的对象。直到那时，我始终没有读到过她的作品。但我见识了她的聪慧和热情，作为朋友，这已经足够了。

笔会结束，大家作鸟兽散，各自回到不得不面对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里，就像从一场戏剧中回到了现实。那时候通讯远没有现在发达，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短信，我们之间的联系只有最古老的方式——写信。回单位后，我收到了诗人的来信，一如他的爱情一样充满了伤感；幽默作家也写来了信，开头就是一个新“段子”；最后，我收到了柯粒的信，握在手中厚厚的一匝。打开一看，是老学究一样极其工整的、竖版的蝇头小楷——她可真是一个善于制造惊奇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