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的湖

读完了爸爸的信我请假跑回了家里，却碰见爸爸正在和妈妈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吵架。妈妈为爸爸准备行装，爸爸说他的一件最喜爱的旧上衣被妈妈搞丢了。爸爸非要这件上衣不可。最后妈妈只好承认已经将它处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在M市了，在省城或者去北京，如果穿上那件上衣，就会被认为是上访的。爸爸问上访者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像上访者会成为一种耻辱，爸爸激动地说，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不能轻视上访者。妈妈说不要瞎搅和，你无非是小气鬼，舍不得花三十块钱买一件蓝涤卡新上衣。

“嗯？胡什么？我不认识。刚下火车，心火大，晚上咱们包馄饨，噢，酱油也不多了，还需要点虾米皮、冬菜和霉干菜。紫菜也是麻烦，塑料包里紫菜干净，可是不香，零卖的紫菜味儿冲，可全是砂土……”爸爸一面和妈妈研讨着晚饭的烹调，一面往一个大草篮子里装瓶子。我的天呀，到处是瓶瓶罐罐，装酱油的，装醋的，装二锅头的，装料酒的，装卤虾酱的，装泡菜的，装雪里蕻的……

就是这个爸爸，在我考大学那天站在校门口，站在风雪里，提着一网兜的烙饼卷烧羊肉，等着我。他的帽子上、肩膀上、后背上已经是厚厚的一层雪，他忘了扑打……他看见了我，看见了我那阴沉的脸色，不知道是问我的考试的情况好还是不问的好。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巴结我，把吃的递给我，我嫌饼凉，饼硬，咬了一口，又嫌羊肉太咸，烧的时候放的花椒太多，可就当时我也知道，这点羊肉用了我们全家一个月的肉票……我为什么那样不懂事呀？我们为什么有权利轻视和折磨我们的爸爸？爸爸的手冻得通红，鼻尖冻得通红，脸上流着的不知是雪水、汗水还是泪水。他低声干气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行军壶，壶里装的是带着他的体温的糖茶水，然后，他又哆哆嗦嗦地从衣袋里掏出来两块包装精美的杏仁巧克力。我来了气，我不但拒绝接受这额外的热量和营养，而且抱怨说：“从小就光知道给我吃糖，我的牙都烂了，可什么时候关心过我的学习，家里一有事就让我请假，‘书读多了会变蠢’，您也是这样说的呀……现在倒好，招生制度变了，又恨不得让我给您考个状元！您还说：‘小龙没有问题。’您怎么知道没有问题？问题大了！我告诉您，上午数学不及格，干脆就是零蛋，这个大学我不考了……”

“唉，”他叹了一口气，“那是上一辈子画的喽，”他笑了，好像在说什么俏皮话儿，“幼稚，肤浅，单薄，小资产阶级情调，没有多大意思……”他一口气说出了一串自贬的话，轻而易举，“嗯，你期末考试成绩怎么样？下学期能不能申请助学金？你们的宿舍是不是朝阳？”

就让它载着我飘洋过海把你寻求。

那就先从一九八零年四月的一个星期天说起，郊游踏青是上一个星期天的事，同学们登上长城也风骚了一阵子，什么“江山如此多娇”啦，什么“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啦，什么“八十年代，立志成材，从我做起”啦，热热闹闹的叫声里又夹杂着几声“小丫挺的”、“食堂的米饭票要作废”和“今宵离别后，只有那夜来香……”之类的不谐和音……音调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家一致认为春天是到来了。

我变成了契诃夫小说的热爱者，我又时而写一些悲哀的诗。庸俗，野蛮，多么野蛮的生活啊！我好像戴起了契诃夫的夹鼻眼镜，用我那颗敏感的、温柔的、高尚的心发现着和透视着一切庸俗。李教授讲着他那二十五年前就写好了的讲义，而且口齿更加不清楚，又更加不许别人怀疑他的论断了——这是庸俗。大食堂里弥漫着蒸锅水和煮萝卜的味道，排队买饭的学生用筷子头儿敲着搪瓷碗——这是庸俗。阅览室里有人出声地打喷嚏、打哈欠，还有人嘴里发出生葱或者生蒜的气味——这是庸俗。看电影的时候相邻的两个人争着把自己的胳臂时放在同一个扶手上，不惜互相挤，互相碰僮——这是庸俗。领口硬挺或是有油污，手绢太肮脏或者太鲜艳，穿得太破或者太新，哼哼香港流行歌曲或者什么歌也不会唱，见人就要谈论外国或者从不谈论外国，认识所有小汽车的型号或者见到高级轿车就远远地躲开，张口就批评别人思想不解放或者张口就声明自己对一切新情况看不惯，男生说话女声女气或者说话粗鲁蛮横，女生而摆出一副“假小子”的架式或者做出一副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才女或者美女的架式——这也通通是庸俗……人们，我是爱你们的，然而，你们的生活是太庸俗了！我真想站在云端向着世界发出这么一个夫契克（伏契克）加契诃夫的呼喊，用刘秉义和魏启贤式的男中音。

标准像只能见到右耳朵，这是因为那是一张微微侧身的头像。左脸颊只能看到颧骨和腮帮子一线，耳朵被这一条线挡在后面了，当然看不见。但是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一点，我觉得红卫兵姐姐们提得很有理，本来人人都有两只耳朵嘛，为什么只画一只？什么意思？于是，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爸爸为主席像添耳朵。可怜的爸爸呀，看他那个为难劲儿吧，他的脑门子上全是黄豆粒大的汗珠，好像是他没上麻药却叫人拔掉了一颗牙齿。他浑身哆嗦，好像是刚打过针，而针头断在了他的屁股蛋子里。他还是努力地画了，他增加了一只耳朵，画在了毛主席的颧骨上，还没有画完，大家都怔住了——谁想到这只耳朵加上去竟是这样一幅怪样子！“我有罪……”爸爸吓慌了，他低下了头，不等别人按脖子，自己先做出一个“喷气”的架式。他的腿在瑟瑟地发抖，他的脸灰白无血色，这时候，谁要是咳嗽一下或者向他吹一口气，他准保就会趴下的。

期待着有一天能再见到你的倩影，

似一曲不尽悲歌萦绕在我的心头，

写完这首诗，我觉得自己确有才能。接到爸爸的电话，他要去北京出席什么会议——他倒是欣欣向荣！我说没有时间给他送行了，但我要给他寄一封信，我把悲哀的诗寄给他了，又加上一句话：“您和您的生活，已经变得多么庸俗了啊！”

“我首先是为了你，才招呼你们大伙儿来看美展的啊？”

来吧，海浪！来吧，太阳！来吧，狂风！

我立刻收到了爸爸的回信，回信使我吃了一惊，原来，他也写诗，他写道：

他们的对话好像是两只蚊子在哼哼。我只听得见声音，却听不出意思。

到头来，到头来我没有看见我父亲的新作！一个叫锦红佩服得不得了的新作，我有眼无珠！我好像有这么一点印象啊。好像展览会的角落摆着几块普普通通的石头，我好像想走近去看一看，不知为什么却错了过去，就像瞎子一样地错过去了。

这是在问我么？我一惊，咬面条的牙齿咬麻了自己的舌尖，“我想，暑假我还是要回家，我要看一趟我的爸爸。”

“画过又怎么样？你看看你那个衬衣领子，这哪像个大学生？”

去追赶那颗最明亮的属于你的星星。

湿了地皮的柏油路是多么美丽！湿者诗也。湿路面反映出一个个的影子就像一首首朦胧诗。特别是一串骑自行车者的影子，那种参差而又飘拂的移动，那种失重者邀游太空的自由，就像电子琴奏出的《彩云追月》。于是金铃唱起了《青春啊，青春》。“我不喜欢这支歌儿。”我马上声明。金铃瞪了我一眼，唱得声更大了。他的嗓子确实有那么一丝丝像金铃。“我喜欢这支歌！我最喜欢这支歌！”蚂蚱挑战似的宣布，一边说一边一跳一跳地向我冲来，好像准备为这个歌儿与我决斗。“讨厌！这个歌儿听着就讨厌！”当意识到我现在以一比二处于劣势的时候，我就大喊大叫起来了。

“那真是爸爸画的吗？”我有一点激动了。

这个星期天我一醒来就觉得有点不安。阴沉沉，凉飕飕，我估计气温不超过摄氏十五度，哪里像春天？哪里有明媚的阳光？我的灵敏的鼻子闻到了一丝泥土的气息。我们屋从来都是开着窗子睡觉，除去严冬腊月的三九四九。是雨！春雨！春雨下得你潮潮的，柔柔的，你的心发涨了……就像钱塘江涨潮。

他们问我的观点，我想不清楚。我在想如果是契诃夫，他将怎么样对待黄花鱼呢？他不会愿意亲自排队去买黄花鱼的，但他的瘦弱的多病的身体却需要动物蛋白质的补充。他看不起醋栗和牡蛎，但是他仍然同情厨娘，他终归也会多少吃过一些醋栗、牡蛎、黄花鱼吧？他也需要别人去替他捞黄花鱼，买黄花鱼，煎黄花鱼的。至于我的爸爸，他会毫不犹豫地先撂下红叶，而去买黄花鱼的，和那篇小说的男主人公一样，幸好我的妈妈和那篇小说的女主人公不一样，否则他们老两口不是要打离婚吗？至于我自己，我爱红叶，我不希望我在看红叶时受到黄花鱼的干扰，但我希望在食堂或者家里的饭桌上，隔长补短地有干烧黄花鱼出现。

你终将得到生活这个野姑娘的爱情！

像冻僵的百灵仍然在歌唱春之树，

是福星高照吗？我怎么觉得别别扭扭？那个吃馄饨的晚上，我的上大学以后刚刚觉醒的对于美的向往、追求和爱，被粉碎了，像被那只黑白花的肥猫撞倒后爆炸了的铁皮暖水瓶。幼稚的、肤浅的、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的……如果它的创造者都用这样的词句去糟践它、抛弃它，那么，我不是更加幼稚、更加脆弱、更加可怜吗？为什么我要上大学呢？为什么我要和锦红她们接近？在农场的知青点，一顿饭吃六碗炸酱面，一次扛三百六十斤重的装大米的麻包，冒着大雨挖树坑栽树苗，顶着风卸生石灰和洋灰；坐在拖拉机上，迎受着铺天盖地的尘土，颠荡六个小时；以及晚间在男宿舍里听那些小野兽一样的肮脏的、侮辱女性的谈吐，那不是更好一些吗？滚它的吧，波光粼粼的湖水，滚它的吧，摇曳多姿的柳枝……最真实也最坚强的，不是美，而是庸俗，是众多的和污秽的玻璃瓶，是卤虾油和雪里蕻，是后门和风凰烟、茅台酒……我再教育期间，爸爸给队长送过烟和酒，送就送吧，他又哆哆嗦嗦，好像他不是送酒而是偷酒，唉，没本事干就别干这个！

“很少，很少。”

火车继续朝前走，越过了一棵树又一棵树，一根电线杆又一根电线杆，一道河又一道河，一块田又一块田。餐车服务人员卖饭来了，我要了一碗挂面，馊馊的，几片带着厚皮的肥猪肉，乘客们一面吃一面骂，我脑子里又浮现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场面。头一天上午是考数学，几何题我做得还差不多，代数却是一塌糊涂，我想起来学代数的那一年因为妈妈生病，又因为爸爸叫我帮着他盖一同小厨房，请了好几次假，就更加烦恼。交卷以后己近中午，说好了爸爸送饭来的——下午还要接着考政治——但在校园里我找不着他。原来，考场所在的这个学校门口，有一个民警站岗，不准闲杂人等进来。天下着雪，冷风阵阵，我走到校门口，啊，我看到了这么多望子成材、仁立雪中的爸爸，这么多可怜的爸爸哟，我的眼圈湿热了。在这些爸爸当中，就有我的爸爸。说来惭愧，我可没有一个体面的爸爸呀！他身高不到一米七，长长的下巴像一个锅铲，头发推短了更显出脑袋长得不方不圆不正不匀称，有点罗圈腿，又有点八字脚，还爱缩脖子……说来令人伤心，就为他这个德性，我还哭过呢！那是小学时候，有一次开家长会，爸爸就这样邋里邋遢地去了，和同学们的心宽体胖的、大块头的、双眼皮大眼睛一笑两个酒涡的、穿毛哗叽料子和坐小汽车的爸爸们相比，他寒碜得让我哭了！

是的，我要辣椒糊，这是我的爸爸，不，我不要辣椒糊，这不是我的爸爸。吃面条了，然而我仍然心神不宁。收音机里在播送刘心武的小说，窗外传来了推着小车卖油盐酱醋的小伙子敲梆子的声音，长江吃起面条来terlo，terlo，辣椒糊已经催出了脑门子上的汗珠。锦红盯着我，她问：“你怎么有点五迷三道？”

“什么？”

我点点头，好像有一点电流通过了我的全身，我想起了这位画家是怎样给颧骨上加耳朵……

下礼拜日我该回家一趟了，我要和父亲好好地谈一谈。如果他不是忙于排队买豆腐，如果他不陷入和妈妈的无聊的纠纷。我要从猫头鹰的深眼窝说起。我要探寻这湖水的深处，而不是只看到表现的泡沫和涟漪。即使他时时忙于买豆腐和时时陷于和妈妈拌嘴也罢，即使他曾经在颧骨上画耳朵和提着一瓶子酒送给队长，他毕竟曾经找到过如今又找到了他在生活中的位置，正像他给我的诗里所说，他有属于他的明亮的星星。而我呢？

来到学校大门的时候，我们约定，休息二十分钟之后，一起去自习室。那究竟是一对什么样的眼窝呢？

向着大地我千声呼唤：你在哪儿？

我完成着一个普通的——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大学生所应该完成的一切。然而内心里却好像有一种疑惑。而对于我的疑惑本身，又是一个疑惑。就这样，我看完了整个美展。我远远地欣赏每个作品，却不让某个作品真正征服我。一个秀美的女孩子的面影，她的头发上的散乱的光点是多么迷人！像天使……然而，到哪里找这样的女孩子呢？她不爱哭吗？也不爱吃零食吗？她不小性儿、爱生气甚至嫉妒人吗？一座把天堑变成通途的桥，然而桥的形状并不符合力学、建筑学的原理，然而，又怎么能要求画家获得了桥梁工程系的毕业证书再画桥呢？一个可爱的熊猫，它只能吃嫩竹子叶，它难道是中国的象征？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农民，惊心动魄的皱纹啊，它画得虽好，也只能是昨天，也许是前天的表征，而我们要求的是今天和明天。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公鸡，它迈着正步，好像是鸡近卫军的司令官，好像在带领它的部队参加阅兵分列式，它的庄严，正是滑稽。江南水乡的烟花三月，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又是”和“依然”，这四个字加在一起便是寂寞和单调的重负。海边的渔帆，海鸥在成群结队地飞，礁石上激起了雪白的流花，浪花沉寂下去又沸腾起来了，礁石莫为所动。一个古代的石匠，匍伏着膜拜他自己凿雕出来的巨大的石兽，这幅画的题目叫做《永恒》，永恒是什么，是一块巨大的、冰冷的、怪模怪样的石头么？

“挺有意思，挺好，”从美术展览会上走出来的时候，天开始放晴了，而且立刻就暖和了。金铃兴奋地说，“比过去进步多了，画家们都在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特别是那幅叫做《七月》的画，多么热烈，看啊看啊，你的心都发烫了！”

这是一次沉重的经历，虽然我与我的爸爸之间似乎并没有出什么事。虽然此后的一切应该说是命运之神向着我们微笑。我是恢复高考制度以后考进去的大学生。在我接受再教育的那个知青点，只有我一个男生和另外两个女生考取了大学，我简直是天之骄子。我的家庭呢，七九年初爸爸被落实了政策（他在一九五八年曾经作为白专道路的典型被大会批判，而且受到了留团察看的处分），又提了一级工资，七九年夏他被推举为省美术家协会的筹备组成员。七九年底爸爸和妈妈又调到了省城工作，家搬了来，并且立刻搬进了新房子——八层楼上的一个小单元。由于新房子多了一间房，我可以少看到一些瓶子罐子。从我的亲戚朋友那里传来的也净是些好消息，这个出狱，那个官复原职，这个提级，那个调回了下乡的子女，这个平反以后找到了对象结了婚，那个头一天在结论上签字第二天就做准备去美国考察……

“不，我要回去看去……”我说。

“真庸俗！”金铃转过了脸，表示不屑与这种俗人攀谈，他不由自主地又哼哼起“青春啊青春”来了，忽然又想起了什么，看了我一眼。

然后妈妈刷完了碗，问我们喝茉莉花茶还是喝凉白开水。然后爸爸打开了收音机，是关学增在唱北京琴书，内容是批判“四人帮”诬蔑别人是“唯生产力论”。然后是邻居的一只黑白花加肥敦敦的猫拨开门进到我们家来，妈妈说应该把它轰走，爸爸说可以不轰，因为头一天晚上睡觉听到顶棚里响动。可能有耗子，然后妈妈征求我的意见明天早晨是不是吃炸馃子，明天中午是不是吃懒龙，明天晚上是不是吃芝麻酱蒜拌茄泥。然后来了一位客人赵叔叔，然后是倒茶，推让，炒葵花籽和端来葵花籽，赵叔叔和爸爸谈了他们所在的电影发行公司的头头儿可能换人，以及换人可能带来的利弊影响以及关于即将评级和调整工资的一些传闻，葵花籽皮扔了一地。临走的时候爸爸托赵叔叔给弄一张自行车票，赵叔叔托爸爸给联系一下他的女儿转学。然后收音机里播送板胡独奏大起板。然后妈妈绕着弯儿向我提出一堆问题，原来核心是想摸一摸我们班女生的情况和我与这些女生的关系。我故意说起锦红，二十八岁，她爸爸是干部，至今问题未做结论，而她既要过饭、卖过冰棍又周游过全国，参过军，会用电子计算机作曲。妈妈目瞪口呆，又拼命看着爸爸，爸爸却嗫嗫嚅嚅，嘴里好像含着热茄子。然后收音机里改播国际新闻，好像是约旦王国又出了点什么事情，而猫就在这时把暖水瓶碰翻了，嘭的一声巨响，水银玻璃化做碎片，热水流到了地上，妈妈喊了起来，并乘机对爸爸大发怨言，全面否定……然后我们就寝了，我瞪着顶棚，耳边却是火车轰轰的声音，身上十分沉重，好像血管里流的不是鲜血而是鳔胶。爸爸快睡熟的时候忽然大叫了一声，我一惊，然后他的细长的鼾声和妈妈的低沉的鼾声配合在一起了。像两位男女混声合唱家的二重唱，和谐，天衣无缝……

我们的“既定方针”便是各自吃过六两馒头（星期日两顿饭）以后等锦红来带我们去美术展览馆。锦红，女，年己三十，身高一米七五，鹅蛋脸，动作者练利索，具有丰富得可疑的学识和经验，和无疑是全班中最高的威望。比较起女生，她更喜欢和男生在一起。虽然她的婚姻状况同样可疑地是一片空白，但没有任何人敢在背后议论她，因为一提到她，连最调皮的蚂蚱也觉得自已被镇住了。

我的纯真，我的青春，我的爱慕？

就这样也要去扬帆，跨鲸出征，破浪乘风，

然而，我向谁说呢？我在哪里说呢？我写下了一首诗，叫做《失却》，其中有几段是这样的：

“你大概是喜欢画上那个妞克儿（女孩子）的大脚丫子吧？瞧那脚丫子，就像一艘船！”蚂蚱打趣说。

依我的雄辩真应该派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大使。看来起床前的悲观情绪是太片面了。大家都对我的口才表示惊异，连锦红也发出首肯的微笑。金铃自知难以取胜，便说了一句：“平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蚂蚱又抨击了我一句：“狗掀帘子——全仗着嘴！”算是捞回了一点面子。

“那个石雕，你父亲的。”

“当然。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现在让我们回到美术展览会上来。在一九八零年的春天，在这个细雨濛濛的时刻，我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我，五年前的我，以至一年前的我了。甚至于连契诃夫的那个夹鼻眼镜和他的（我想象的）温柔伟大的声音，也不那么吸引我了。如果把契诃夫调到我们这个省城来，除了叹息他又会做什么呢？而把一切都看得那么庸俗本身，莫非也是一种庸俗么？

和解，嘻嘻嘻嘻。改唱《乌苏里江船歌》和“那正月里开的是海棠花……”新华书店建筑工地，脚手架、混凝土搅拌机和塔式起重机。粮店招牌上写着议价小磨香油、芝麻酱、花生油、玉米油、花生米、绿豆、赤豆、黄豆和面包、切面、饺子皮、馄饨皮。挖好了的植树坑和运来的四季常青的树苗，预告着更美好的明天，可惜算不准成活率。商店和橱窗里有压力锅、落地式台灯、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和昆仑牌黑白电视机。民航站营业处门口的一位服装整齐的交通警正在指挥一辆装满即将上天的旅客的轿车驶出。到处弥漫着潮润清凉鲜嫩而又怯生生的空气。我们的肺里、心脏里和每一粒细胞里，都弥漫着春雨的分子。

我到今天还记得那本画册最初给我的印象。封皮的四个角磨烂了、磨卷了三个，封皮上发出一股油乎乎的哈喇味儿，好像它的主人的职业是卖炸油饼。封面上写着“春天”两个大字，一看到这两个字我就想到挖鱼鳞坑、栽树苗、拖拉机夜间耕地和二牛抬杠的古老的犁，我还想到连刮四十天大风，嘴唇干裂，新菜下不来顿顿吃生了牙的土豆，鸡蛋开始大量上市和化了冻的土路上的深深的辙印。“春天”两个大字下面是两行小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青年美术工作者油画作品选。”五周年？就是说一九五四年，我还没有出生，那时候我在哪里呢？我不相信那时候我就是一个零。这么大个子，这么欢蹦乱跳、满腹牢骚、如火如荼、乱七八糟的一个大小子，怎么可能当初是个零呢？我开始翻这一本画册，但并没有兴趣，摆出的是一副冷眼旁观、藐视一切的老油子劲儿。

她问：“你竟然根本没有在意？你竟然根本没有看到？”

我的老天爷！我一口气造了一个两百多字的长句，这一下子不知道又气昏了几多爸爸！爸爸，您别生气，我这就给您拿清凉油来……

看展览对于心智和灵魂都是一次冒险。带着仅有的十块钱去百货公司是性质颇为相近的另一项冒险。有一次我带着钱和布票去买一件上衣。但我一进商店就觉得头晕眼花了。杏仁巧克力和陈皮李，床头灯和家用温度计，三色圆珠笔和人造革活页夹，塑料熊猫和削水果皮的小刀搅得我喘不过气。卖五金电料的售货员笑容可掬，她一招呼……得，上衣没买成，却买了莫名其妙的桅灯和密码锁。

但是，当我睁开了眼睛，当光明照亮着一个又一个的角落，当各种人和事以他们自己的面目凸现出来，这一切就变成了不可忍受的了。

我不信教，我也不懂古代史，我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被钉到了十字架上。然而，我却感觉到，我正在体会到被钉子钉到身体里的滋味。不过，扎出来的并不是血，我像一个皮球，被扎了洞，泄气了……

你就是那歌中的最凄凉的音符，

时间令我识破了那么多虚伪丑陋，

过生日和春游以后，我有点激动，就是说有些兴奋又有些烦恼。我现在是双料春天的化身，二十一岁的青春与一九八零年的初春，住在六个人一间的宿舍里，上下双人铺，屋里充满了留兰香牙膏、白玉霜香皂、回力牌球鞋、孔雀牌尼龙袜、维尔肤牌润面油和压倒这一切的只有双料春天拥有者才能排得出来的汗的气味。我的功课考得不好，将来当研究生和保送出国都没有希望。我认为学理工而不学文是抉择上的一大错误，而这是由于我的嘿嘿嘿傻笑的爸爸和哼哼卿卿的妈妈死说话说的结果。我不会任何一种乐器，不会跳三步、四步、探戈和迪斯科，不识乐谱而且嗓音毫不洪亮柔润，写的字像蜘蛛爬，英语的发音更是惊心动魄。我虽然长着一个傻大个子，但是一脸的呆气，轮廓极其一般化，缺乏性格或者才能的光辉，尤其缺乏对姑娘们的吸引力。总之，我所认为的一个新时期的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所应该具有的一切，我几乎都没有。虽然不知有多少人羡慕我的境遇，也许还有人看着眼热、眼红。

“青春啊青春，美好的时光，”我愤怒地怪声怪气地学着唱，“贱贱的，甜得发腻！你听着这个歌儿，就好像咽下了一块口香糖！口香糖，本来是只兴在嘴里嚼一嚼，吹吹泡儿的！他把咱们哥儿们的青春当成泡泡糖了，放到他的嘴里，用舌头舐过来、舐过去，嚼扁了，又噗叭吹成一个大白泡，你听了一个响，傻小子就鼓起掌来了。你这一鼓掌，他就把那块嚼过的胶姆糖嘴对嘴吐到你的口腔里，青春啊青春，你再这么一扭，咯噔，咽到肚子里去了！”

大家觉得锦红的总结比较深刻，便住了嘴，蚂蚱又开始计算距离下午开饭还有多少时多少分。锦红突然对我说：“对于你，我太失望了！”

于是她告诉我，那里陈列着我父亲的新作，四件石雕，有马、鲸鱼和狮子，而其中最好的一件叫做《猫头鹰》。石头的线条非常简单朴素，从远远看像立着一块大白薯。猫头鹰的眼睛是凹进去的，是两个半圆形的坑。坑壁光滑，明亮，润泽，仍然充满了生机和希望。然而，坑是太深、太深了！那简直是两个湖，两个海！那可以装下整个的历史，整个的世界。她说：

我的儿子，我的未来，我的无穷。

一九七八年七月期终考试刚刚完毕，我给家里写了信说是暑假不回去了，到省城上大学才刚刚半年嘛。我和长江到锦红家里去玩。锦红给我们端来了一盘白糖拌西红柿，然后给我们讲述她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四次借串连为名周游全国的事。然后我们讨论西湖风光，瞎子阿炳，毛选五卷上为什么有一处把“干净”印成“干尽”，啤酒为什么供不应求和李双江与李光羲两个男高音的唱法的异同优劣。后来我们谈得累了，锦红打开录音机为我们放了一段她在部队时用“电脑”作的曲子，听得我和长江都呆头呆脑，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说：“不错，不错。”然后，锦红给我们找了几本画册。

“你就没有看到那我最想让你看的东西吗？”

是这样的吗？我的脸上好像挨了一记耳光，火烫火烫。父亲说过，他要搞雕刻了，他还说让我帮他去拉石头，我没答应。

晚饭以后，乘着妈妈去刷碗，乘着爸爸坐在自己打的、不成样子的“土”沙发上吸烟，我对爸爸说：“我看到了您五十年代的一幅画：《湖畔》，我挺喜欢它。”

我说：“我没想到……我觉得他，他可是真的有点庸俗，有点渺小啊！”

那不就是我么，小小的恩府，这样年轻，

“是这样的。那湖水是很清的。”

红卫兵姐姐们面面相觑。为首的人皱起了好看的小眉头。第二个人涨红了脸，她的一颗痦子一跳一跳的。第三个人哟了一声。第四个人嘴噘得可以挂上一个油瓶。第五位眼睛里只剩了眼白——好可怕呀，我吓哭了，而且我知道，爸爸已经是反革命了。

1981年

“我……去……换衣裳……”我转过了头，忍住了泪。

去爱生活，这就对了，这就是光明。

梦魂若是一叶眷恋江河的扁舟，

“但是很明确，门门功课优秀，然后考研究生，当博士，然后你夫人给你生一个大儿子。”

“什么？”

我蒙受着永远失去你的痛苦，

就这样也要骑上去，紧握缰绳，

忽然，我的眼前一亮，心里头一亮。好像一间锁了许多年的黑屋子，突然门窗大开。天光阳光霞光水光火光电光，全照进来了，东风西风南风北风春风秋风，全吹进来了。这幅画的题目叫做《湖畔》，占画面三分之二的是波光粼粼的湖水，这不就是我的那个湖吗？瞧这每一条波纹和每一点光斑，瞧这水里的蓝天！小时候，我在这儿打水漂儿，我冲着湖水喊叫：“一个小孩写大字，写，写，写不了……”我们这一代人都会念这一首没有意义的、没有办法解释的童谣，该不是“现代派”“意识流”的童谣吧？究竟什么时候，就长成了这么一个大个子呢？除了个子一无所有的大个子啊！湖水边是一株垂柳，老树上长满了鲜嫩的枝叶，老树新技，光阴荏苒，我年已十九了矣！小时候，我觉得十九岁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成熟、多么无所不能而又无所不有的年纪！树下是一个年轻人的背影，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简单的背影，但是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笑什么，他在欣赏流连什么，寻求等待什么。小时候，我曾经在湖水里寻找小鱼，小虾，蛤蜊，青蛙，仙女变成的天鹅，孙悟空变成的螃蟹，会拔萝卜的小白兔，会说话的金丝鸟和密林深处的神秘的小房子……然后，这一切都完了，湖水里映出来的是一个高举着拳头的红小兵，敬祝着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那时我盯着湖水，心想湖里会不会冒出一个杀人放火、害死了公社的牛、狼狈逃窜的地主？那我就一定要和他搏斗，把他扭送到公安派出所。然后我失去了湖水，我得到的是漫天的风沙。但是如今，我怎么又坐到湖畔了？这摇荡的波纹和甘美的、混杂着一点生命的腥味儿的气息，这交织在我的脸上和身上的树影和湖光，这年年发出新枝的早已老态龙钟的垂柳……什么，要辣椒糊不要？不，别忙，请等一等，你看这里写的是什么，杨恩府，可是木易杨，报恩的恩，政府的府，杨恩府他是谁？为什么我认识他？他是——我爸爸！

蚂蚱总是喜欢抬杠，他的思想活跃而没有条理。金铃干脆离开他远一点，他声明，欣赏美术作品的目的不是为了在欣赏之后讨论脚鸡眼。长江和解地买了六根冰棍儿，说是他要请客，大家都很兴奋，但是掏钱的时候他摸了半天口袋只掏出了两角七分钱，不足的三分钱是我给他补上的。路边有两个骑车的人扶着车站在那里直着脖子吵嘴，不知道是谁骑车时挂了另一个人的自行车前轱辘。有一个黑不溜秋的土帽儿戴着没有撕掉商标的蛤蟆镜走来，他穿的喇叭裤不伦不类，还提着一个半大不小的单喇叭录音机，放送着转录了八十遍的嘈杂而又嗲声嗲气的歌曲。邵夫子批评美术展览上没有什么有分量的作品，我问他什么叫做分量，难道美术作品可以用斤称？金铃问锦红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出现毕加索，锦红回答中国虽然没有毕加索但可能有金加索、邵加索。长江说看完美展觉得咱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确实是挺可爱的。蚂蚱继续钻研脚鸡眼的问题，并联系着提出来最近风行一时的一篇小说：女主人公在赏红叶的时候男主人公告诉女主人公，二十米以外有人卖黄花鱼，这证明女主人公是多么高雅而男主人公是多么庸俗。立刻人们分成了几派，金铃坚持，无论如何，当一个人正在兴致勃勃地欣赏秋天的红叶的时候与她讨论黄花鱼的问题是做了一件蠢事。邵夫子认为，如果在赏秋二十五分钟以后再买二斤黄花鱼，那么秋日就会更加美妙，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条件，男主人公的最大错误是手表走快了二十五分钟。我心想，如果二十五分钟以后黄花鱼卖完了呢？蚂蚱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女主人公自己吃不吃黄花鱼？如果她一向不吃黄花鱼，应该到医院里去检查肠胃。如果她同样吧唧着嘴吃鱼，她就无权责备别人关心吃鱼。长江补充说，何况目前黄花鱼供不应求，如果是他在赏红叶而他的爱人告诉他那边有卖黄花鱼的，他会先去排队买上黄花鱼再回来观看红叶不迟。

“我们今天干什么？”蚂蚱问。“按既定方针办！”金铃回答，咯嘣脆，不假思索，大家笑了起来。然而互相取笑着谁夜里打呼噜像火车头，谁夜里说梦话直叫“老娘”。

“别发神经，下午有下午要做的功课。”锦红阻止住我。

窗外传来了高音喇叭的鸣叫声，汽车的轰轰声和振臂高呼声。梳小辫的红卫兵姐姐指着爸爸含含糊糊他说了一句大概是“要老实点”之类的话，就把我们丢开了，她喊了一声口令，整整齐齐地冲杀出去了。

所以我带着提防的神情看每一幅画、每一幅木刻和每一件雕塑。我默默地走在那些美丽的颜色、美丽的线条、美丽的阴影中间，微微有点伤心。我想起了一九七八年那件使我几乎垮掉的经历。

家搬到了省城，住进了楼房，爸爸笑声多了，看书多了，沉思也多了，胸部好像也稍稍挺起了些。人海浮沉，可笑！我每隔一个星期，回家一趟，自己说这是“歇大礼拜”，即使回来也很难找到共同语言。爸爸妈妈总是愿意追着我谈话，我却觉得他们不论怎么绕圈子，无非是两条目的：一、不要太偏激，变成什么“不同政见者”（可笑，对于大字报上的把戏，我从来就没有兴趣）。二、选择女朋友要慎重，因为我还太小。但他们告诉过我，他们是二十岁就恋爱，二十三岁就结了婚的。有一次爸爸激动了，他唱起了解放前后在他的学生时代最爱唱的歌，《跌倒算什么》、《团结就是力量》、《光明赞》、《年轻人火热的心》还有《红梅花开》，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他唱这些歌儿的时候的经历，那时代，那生活，那火一样的青春。他的眼睛里含着泪花，他脸上显出了红晕，他说，他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而现在是他的二度青春。我好像看到了另一个年轻的爸爸。然而，当他异想天开地要求我学会他所喜爱的所有这些歌儿时，我却反感起来，难道因为你喜欢它们，我就应该喜欢它们吗？你是在什么情形下面唱的它们，而我现在又是在什么情形下面呢？我回答他的是：“爸爸，我也给你唱唱我上中学时候学会的歌！”然后我唱：“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当我看到他那种失望、愤怒而又不知所措的样子的时候，我真有点得意呢。

她捉弄你，她嘲笑你，她什么也不给，

一样的善良所以一样地有点软弱啊，

她浑浊，她肆虐，她吞噬着细小的生命，

“那是卤虾味儿和泡菜味儿！”我抗议道，“妈，您能不能告诉我，爸爸二十多年以前是不是画过一张画，叫做《湖畔》的，有湖水、柳树和一个青年？”

“不错，”锦红很高兴，“那是这一册里画得最好的一幅，好就好在那湖水，每个人都可以从这湖水里看到自己的幻想，自己的愿望。你说是吗？长江？”她转头去问长江。

“那么，你看见了什么呢？”

“他把他们那一代人的悲哀和快乐，渺小与崇高，经验和智慧，光荣和耻辱……还有其他的一切的一切，全装进去了。”

“美术学院的学生嘛，高山和大河，草原和海，都画的。《湖畔》是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画的。可你到底脱不脱脏衣裳？唉呀，洗衣粉不够了，忘了告诉你爸爸打醋的时候带洗衣粉来，咦，你怎么了？”

爸爸正在津津有味地吐烟圈，他满足而又平静。妈妈刷碗，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和倒水的哗哗声。灯光照在玻璃窗上，映出我和爸爸的形影。爸爸怔了一下，好像完全没听见我在说什么，好像他的思想游走到了什么别的地方，然后，他一动，不知为什么把他最喜爱的“饭后一支烟”的烟头，放在鞋底子上蹭了一下，灭了火。他有点结巴地问：“什、什么？你看了湖、湖畔？现在还有人保存着那玩艺儿？”

人们问锦红，锦红一笑，她说：“我们还没有条件不为黄花鱼操心啊！然而，你们果真以为那两位小说中的人物感情破裂是因为黄花鱼吗？不，不是因为黄花鱼而感情不好，而是因为感情不好才讨厌黄花鱼。黄花鱼是代人受过嘛，而感情是勉强不得的。哪怕你批评这种感情也罢。”

“爸爸，《湖畔》是您画的吗？”

就是这样一个渺小的和慈祥的爸爸，一个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显出过任何才气和灵感的、除了画宝像以外只会给样板戏电影画广告画的爸爸，一个为了买一斤羊肉甘愿排两个小时的队的爸爸，难道是他在二十四年以前画出了那样明丽和温柔的图画？难道他的心里曾经有过青春、新绿、湖光、追寻和幻想？在快到达我的家所在的M市车站的时候，我盯着对面行李架上的一个捆得歪七扭八的、用乡下粗布裹着的行李包，忽然想到，那位《湖畔》的作者杨恩府，不过是与爸爸同名同姓罢了，否则爸爸怎么会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些画呢？

于是爸爸把我带到他的画室里。那时候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被人家革命或者革人家的命去了。但是画画的人从不歇着。爸爸从早到晚恭恭敬敬地画像，汗珠子摔到地上顾不得擦。锣鼓喧天，进来一队红卫兵姐姐。领头的那个多好看呀，俩小辫撅得高高的，噘着小嘴显得挺厉害。她们一律穿着新新的草绿色军装，胳臂上别着大红袖标。她们站齐了念语录，爸爸赶紧站正掏出了语录跟着念。别看我还没上学，我也已经学会上百条语录了，我知道会背语录和会唱语录歌是天底下最光荣的事情。我高高兴兴地和她们一起念：“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边念一边看两根犄角一样的小辫一挺一挺，然后，她们宣读了一项什么“十万火急通令”，说是有一幅叫做毛主席和孩子的画，画里有反动标语、反动符号和反动形象十几处。然后，她们纷纷喊叫起来，责备爸爸画的领袖像上只有一个耳朵：“这是什么意思？胆大包天！恶毒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偏听偏信！”我听了她们的话往墙上一看，确实，所有的标准像上都是只有一只耳朵。太可恨了，为什么只画一只耳朵呢？我的爸爸是一个反动的家伙吗？我应该怎么样和他斗争呢？我觉得又可怕，又新鲜，又有趣……红卫兵姐姐们当场要求爸爸为画像添上另一只耳朵。

美丽的小湖以外还有大海汹涌！

“什么？”我不明白，而且吓了一跳。

而我们正处于生命的春天，人生旅途的春天。因为我们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三岁，比动乱以前的历届大学生的平均年龄高一些，比工农兵学员的平均年龄低一些。如果班上没有锦红、长江他们几个“老三届”，我们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一。“人生能有几许二十一？”这是小蚂蚱喝了半升啤酒（就着两毛钱粉肠）以后，所作的庆贺我的二十一岁生日的诗章里的名句。三月十四日，过生日那一天，班头儿邵夫子本来建议我用食堂的玉米面发糕来祝寿，但是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流毒。蚂蚱真够意思，他们集资买了一块真正的生日蛋糕，最便宜的那一种，连盒三块七角五，免收粮票。

我说：“我是说那张画，那张叫那个《湖畔》的画儿。”

我回答完了，好像才从回忆中明白了锦红方才说的一句话：“那是这一册里画得最好的一幅……”画得最好，画得最好，锦红的声音凝结着和反复着，我感激得几乎哭出来了。当，当，当，时钟在打点，当，当，当，火车站的钟也在报时。

往日的一切像一座隆起的坟墓，

世界上能有几个爸爸叫儿子佩服呢？我们惯常以为，我们的爸爸是可怜的，守旧的，胆小的，白白地操劳的，啰哩啰嗦的，世故庸俗而又无可奈何的。总之，我们的爸爸多半是一些已经或者即将被时代、被潮流、被生活所超越、所抛弃的人。我们以为，他们的脑子里装满了往事，老经验，老处方，老牢骚，亡故的亲朋故旧名单，存款单据号码，补酒配方……他们还能吸收什么新东西吗？他们还能理解我们的像春天的雏燕，像折了翅膀的小鹰，像被大风吹来吹去的蒲公英，像刚刚浇过粪稀的萝卜缨，像奔腾泻下的瀑布，像在乱石里转弯的流水，像凌晨四点钟顶着鲜红的肉冠子打鸣的雄鸡，像正在脱毛的光秃秃的小鸡，像在天空爆响的二踢脚，像又冒烟又嗞拉嗞拉地响的湿柴上的火苗子，像含苞欲放的鲜花，像被虫子咬得缺了瓣儿的花朵一样的青春吗？

我们进入了展览大厅，迅速地被各种美术作品吸引了去。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又想停又想走。停与走的矛盾乃是看一切展览的基本矛盾，而在这一基本矛盾中，走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走就散开了，实际上各有各的偏爱的作品。金铃立刻就被一幅题名为《练》的油画吸引住了，画面上是一位健美的女运动员，她弯着腰系鞋带，尽善尽美地显示出她的修长的四肢和舒展的身材。画家一定是一个狡猾的人，他为他的画幅取了一个正经得一字千钧的名字。金铃当然最喜欢这样的画了，所以他喜欢唱《青春啊，青春》。抓住长江的却完全是另外的内容和形式。那幅叫做《伯乐》的中国画触目惊心！一匹瘦马和一个只剩下了一身瘦骨的干巴老头儿，伯乐发现了千里马，热泪里充满了幸福。为什么长江那样激动？他以为自己是千里马，为找不着伯乐而愤懑吗？无聊而又无用的老式伤感，这种伤感的牌号比张小泉剪刀的牌号还要老两千年……但不，长江不是一个咋咋唬唬的人，为什么他不该或不会是另一种悲哀呢？以他的谦虚与克己，他肯定是为自己并非千里马而感到对伯乐不起。对于世界，他很容易满足，唯一不满足的是对于他自己。“比‘四人帮’的时候强多了！”这就是他对我们的一切牢骚怪话的唯一的反应。邵夫子茫然、木然，他对美术本来毫无兴趣，他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可看的。他来这里完全是为了“不脱离”本宿舍的“群众”。蚂蚱正在冲着一批彩墨花卉犯傻，娇媚的荷花，火热的梅花，玲珑的睡莲和放纵的菊花，他都喜欢。他喜欢一切鲜明和强烈的东西。锦红看过几遍了，她不慌不忙，走在最后面。我明白了，她在考试，她在观察我们的趣味，也观察其他的参观者。一个驼背的、深度近视的老头儿总是用难懂的广东话问询：“这张画是什么意思？”看来他需要掌握每幅画的论点和逻辑。一个女青年一边看美术品一边织着毛衣。一个大汉在展览厅正中旁若无人地打了一个喷嚏，他的样子很有自信，有什么法子呢？既然春雨带来了春寒，春寒夹杂着春雨。

心中便只剩下了冷漠与虚无。

“盖特阿普！松！”（快起！）

美展的白楼房有点忧郁。只有在晴空下它才是耀眼的、高高在上和不可一世的，而在毛毛细雨里它像一堆正在融化的雪人。门口的收票人员粗声粗气，接票的时候不肯正眼看我们一下，却扭过头冲着十尺外的一个什么女人大叫：“馊不了！听我的没错！”天鹅绒上剪贴的“第×届美术作品展览会”几个大字非常潇洒，写这个字的人肯定不食烟火，没有参加过统一招生考试也没有插过队。几盆万年青的墨绿色的叶子提醒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雅和文静的大地，我为自己的粗俗而深深懊悔。

锦红责备地摇着头，摇着头。“不，”她说，“你不了解他。也许他根本不是你看到的、你说起的那样。也许，他在创作里灌注了太多的想象和激情，日常生活里就显得疲劳、恍惚？有这样的事。我也曾经对许多比我们年长的人失望过。然而到头来……”

爸爸提着五个污秽的玻璃瓶子出门去了。妈妈端起了洗衣盆：“小龙，把内衣快快换下来，你怎么脏成了这个样子？离家才半年，你身上都有了味儿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提到脚丫子就庸俗呢？我们没有脚丫子能行吗？那么说，澡堂子里修脚的人就是世界上最庸俗的人了？那么，要是我们得了脚鸡眼，可找谁去呢？”

“你呢？”

在他画《湖畔》的时候他是“白专”，在他提着酒送人和在颧骨上加上了耳朵之后，他却被承认是画家了，这不荒唐吗？啊，我是多么痛苦！痛苦与觉醒俱来，睡着的人有福。爸爸曾经引用过一句据说是来自五十年代的苏联电影的话：“长眠就是幸福！”人是真正的贱骨头！如果“四人帮”不被粉碎，如果我根本无法哪怕是去试一试考大学，如果爸爸不被落实政策，如果我们不解放思想，如果我们每天用紧张的原始的劳动来充塞我们的生命，如果我和爸爸妈妈大家每天总是诚惶诚恐，如果每隔那么些日子我们就开大会、表忠心，揪出这个，批斗那个，如果我们根本不提什么现代化、什么赶上西方的生产、科学水平，而是坚持认为我们从来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如果我们不给这个平反，给那个恢复名誉，不讨论真理标准而只是膜拜伟大英明……也许我快乐而满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再不济也比“宽严大会”上被歪戴上铐子押走的强！劳动上三四年，我也会抽上来，当不上工农兵学员也还能去卖肉、剃头、炸油饼。我可以一个月挣四十块钱，我可以有城市户口、商品粮、肉票、购货本；我可能托二胖小朱子搞木料，也保不齐地顺手牵羊从爸爸的画室里拿几块三合板、五合板，我可以一边打着五斗橱一边搞对象，这个不成换另一个，谈判成了亲嘴，谈判不成拉吹；我可以东家串来西家走，有了关系样样有；我可以喝酒行令，哥儿俩好，胖斯来呆（日本拳），老虎杠子鸡，你我英雄怕老婆；我可以通宵搬砖（麻将），亮四打一，中心五，曹操打鼓，戴高帽子，钻桌子，罚喝凉水……打完一宵牌就可以上批判会上发言。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心又何其毒也！

我爸爸是个什么样的画家呢？我坐在咕咚咕咚地响着的火车上想。那是一九六六年，我七岁。我早就盼着上小学了，三四岁时爸爸就给我买了一个小挎包，每天早晨我就背上挎包（包里还装着几本小画书）假装要上学去。从一满七岁，家里大人和亲朋好友就像齐唱一样地赞道：“快当学生了！”可一九六六年暑假过去了，不招生——停课闹革命。

她踢打、撕咬，摔你个鼻青脸肿，

什么叫那玩艺儿呢？我不解地看着他，他的局促不安只有那么一小会儿，然后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应该说是带着嘲弄意味的声调问我：“你喜欢？”

一样的悲哀，一样的心，一样的梦，

就是这样也要去爱，去追，去献出热情，

“夫子”起床以前要在被窝里默念英文单词。“蚂蚱”要按摩自己的皮肤直到红透专深。长江要长啸一声：“啊！”金铃（多像个女孩子的名字）要模拟鸡叫、狗叫、香港歌星唱歌和林彪喊万岁的腔调……而我，只会用蹩脚的英语喊一声：

然而，这次是轮到我自己用清凉油了，无论如何，是我甚至于瞪着眼却看不见爸爸创造的猫头赝的深眼窝。

喊一声再见，告别那娇嫩的洁净，

“你呢？”

“算了，换一个歌儿吧！”锦红大姐挥了挥手。“为什么？”金铃不解地看着她，好像看着一个新的不等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