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海钩沉——尹薇薇

批准了我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以后，晚上，我们在学生会一间放油印器材的小屋里，作了唯一的一次长谈。从国际形势谈起，最后决定结束我们个人的情谊，更加全心全意地献身给伟大的革命斗争。我们决定，为了避免情绪波动，以后就不再通信。当时，我们都很坚强，谁都没透露一点悲哀。我们谈完了，好久，好久，好像还有一点什么事。我建议，五六年以后，等我们成长了，要设法聚在一起合作写一个剧本，或者一篇小说，或者诗，要写写那值得纪念的解放初期的大学生生活。我们郑重地约定了。每当我想起那次不可思议的谈话，只有后面这个神妙的决定留下一点快活，使我相信尹薇薇——这最初闯入我的生命的人还未完全与我离开，使我掀起美好的憧憬。于是六年后的今天，怀着同样的心，我来了。

至于“惊喜无措”呀，“惶惑”呀这些词眼，似乎与鲁迅的作品有关。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鲁迅选集》，我来得及得到前两卷的馈赠。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呐喊》、《彷徨》和《野草》，而我的大叫着“青春万岁”的心也时而变得沉重了。

实在不能说这样的描写有什么不平常。但在五十年代后期的那一场运动中，《尹薇薇》被油印成“不得外传”的绝密文件。这篇小说的写作成了一项严重的政治罪行。第一个编辑部已经发了稿并排出清样，又遵命进行了许多删削，包括把两个孩子改成一个孩子，把“保姆听了尹薇薇的指责以后乖乖从命”的句子删掉，把“我奇怪她为什么讲这些”删掉。即使如此小说仍然不能过关，终于因为不对调儿而枪毙。然后转入第二个专业文学杂志的编辑部，第二个编辑部的编辑用红毛笔画上三角，把第一个编辑删掉的段落或句子恢复了过来。谢谢他们！终于也因“运动”的急剧进展而停了车。而后来，是我自己送货上门交代说“我还写过一篇《尹薇薇》”。三十二年以后，回忆起二十三岁时候这种做法的潜意识动机，我甚至怀疑自己骨子里是为了炫耀。作为一个“作家”来进行批评，哪怕是最坏的作家也罢，毕竟是作家呀，我怎么好意思只贡献出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呢？而《小豆儿》、《青春万岁》，即使想批评也批不出货色来呀！

我喜欢“无端地上涌”这样的句子。那时候写小说的人是多么雅致温文啊！后来，我们粗暴了，粗糙了，终于粗俗了。我的女儿有时为我的粗俗而感到无地自容。而我重读《尹薇薇》的时候，我也为小说中的“我”，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酸溜溜的小子而惭愧害羞，我怎么会去写这样的——“鼻涕虫”！

然而渺小不一定就卑鄙。膨胀着拉大旗者，倒可能是卑鄙。

一个批评者写道：驱散王蒙身上的迷雾，是必要的。非常熟悉的语言。那些年月常说的。还有叫做剥开“画皮”的。

而我不怀疑那批评是真诚——而且有一定的文采。一位青年工人出身的团干部是这样发言的：

我看着那保姆的背影，心上闷闷的。这时候尹薇薇向我说起雇用保姆的困难，特别是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还乡以后，老实人如何难找等等。我注视着她，我看见她嘴动也听见她的声音，却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奇怪她为什么讲这些。我看见她还是她，同样的细长的眉毛，同样的说话的时候显得尖了的下巴，同样的美丽的小嘴。但是，她的眼光大大不同了。从前尹薇薇的眼光是多么火热和不安呀……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六年来，多少次我回忆起那难忘的夜晚和不可思议的谈话，多少次我充满懊悔温习起这一切……1950年暑假以后，我们要好了。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又想要好，又不好意思，没有在一起的时候盼着在一起，在一块儿的时候两个人都觉得别扭，谁都不敢看谁一眼。我们怕同学议论、起哄，怕，怕许多，初恋是无以复加地脆弱的呀！抗美援朝开始了，学校里紧紧张张，同学们忘我地参加各种工作，一下子严肃多了。那时，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劲，使我断定和尹薇薇好下去是“不必要的”，我觉得任何私事都应该摒弃……

另一个王蒙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有两个情节特别使青少年时期的我感动。一个是保尔·柯察金的第一次入狱。正像列宁所说的，监狱是革命者的课堂。然而除了钢一样的革命者以外，保尔还邂逅了一位纯洁无辜的姑娘。那姑娘在禽兽般的狱长的威胁下宁愿把自己的‘处女宝’献给保尔……保尔想起了他爱着的贵族少女冬妮亚。他推开了失身前夕的姑娘，‘像喝醉了一样’，而留下那姑娘嘤嘤啜泣了一夜。当然，换了一个痞子就不会这样做与这样写。特别是中国痞子。在中国电影里，都是中国男子娶了外国女子。而实际生活恰恰相反，是中国（包括我们亲爱的台湾）美女追逐‘老外’。而更动人的是保尔主动结束了他与乌斯金——一位同样坚强的女布尔什维克的爱情。而当保尔终于省悟这是一种左的幼稚病，希望能恢复他们的情感关系的时候，乌斯金已是人之妇了。这比陆游的《钗头凤》的故事还要动人。渺小的陆游与伟大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果说是愚蠢，哪个年轻人不狂热呢？这又为什么不是真诚的呢？如果我还记得那一年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的冬天，如果我还记得你和你，长雀斑的你与有一个不错的歌喉的你，如果我还记得寂寞而又深情的你们在那个寒伧的角落里的男女声二重唱……那是暖人心窝的二重唱哟！然而你们各自有自己的应许，你们的信义是在战火纷飞的前方……你们是怎样自然而然地理智地迅捷地克制了自己。到了你们的晚年，你们会回忆这歌声吗？会流泪吗？会为你们的坚强自制而追悔吗？愿意和那些不负责任的据说是具有神父意识的小痞子们调换自己的位置吗？啊！”

我说我得走了，因为晚上有事……

修改后的《青年近卫军》里加了一个“地下工作同志”马特维。柯斯季叶维奇·苏尔迦，属于第一批响应号召去帮助农村（收集余粮还是搞集体化？）的工人，后来就一直在顿巴斯各区担任和农村有关的职务。由于本人的请求，“仅仅两天以前”，党同意他留在德军占领区从事地下活动。为了寻找一个住处，他想起了李莎——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赛叶芙娜。十几年前，苏尔迦向李莎说过：“可惜我有了老婆，不然会向你求婚的。”

革命因“物”的匮乏而崇高。一个老前辈常常回忆战争中他们随军转移的情景。他近视眼。来到一条河前同志们叫他脱鞋，准备趟水过河。他脱下一只鞋，往前一放，被河水冲走了。原来他打算先放下第一只鞋好腾出手来脱第二只鞋的，却不知眼前已经是滔滔的流水。当然是在深夜。深夜行军才是革命。深夜接吻或者饮酒或者迪斯科或者睡觉却多半是反革命。六十年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我是他的下级。一场连绵的暴雨漏掉了这个城市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屋顶，他也临时迁移。我和几个下级为他拉运过砖块，修炉灶。那时我已经不害怕“物”了。我终于接受了坛坛罐罐。

我喜欢读这一段，虽然西蒙诺夫早在1957年已经著文指出，法捷耶夫对于《青年近卫军》的修改是不必要的，而法捷耶夫的自杀甚至是愚蠢的。每当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会流下泪来。

我问：“你生活得好么？”

“你瘦了，满脸的风尘呢！可我仍旧一眼就认了出来！”尹薇薇快乐地说。

又是春天了。一两天阴雨，然后是晴朗的骄阳下空中飞舞的柳絮。参加完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汽车驶过故宫紫禁城边的筒子河的时候，柳絮如雪浪起伏，“我”与尹薇薇他们别来无恙吗？以“我”的幻想和心情，他的日子不会是顺利的和快乐的。三十余年以后，他变得心平气和乃至游刃有余了吗？尹薇薇的丈夫提升成什么官儿了？按年龄她该退休了吗？一事无成而年龄已长。他们的孩子没有去天安门广场闹事吧？更重要的是身体健康，没有得肝癌？或者没有因为心脏疾患而突然结束了一切？今天一天就陆续得知了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与京剧艺术家方荣翔的死讯。如果尹薇薇去世了呢？他们的讣告上应该写什么呢？

苏尔迦没有停留在李莎家。李莎向他发了许多牢骚，而马特维·柯斯季叶维奇（即康斯但丁诺维奇的乌克兰语发音）认为，在希特勒军队攻进来，大敌当前的时刻，李莎的牢骚是不能够原谅和理解的。总之，李莎变得“不可靠”了，瞧，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身上也笼罩着未必能轻易驱散的“迷雾”，何况您的经历还远远比不上苏尔迦呢？苏尔迦什么也没说便离开了她。他去找福明，去找那个叛徒去了。他自己把肉己送到了地狱里。

春季多云的天气，可以叫做“暖阴”，麻雀终于又在这个城市的上空飞鸣。丁香花才盛开，便已凋谢。香椿叶老，芝麻酱面条也过了时。我养的盆花却还没有开启。

“上了年纪的人真啰嗦！我给大宝买了一双小皮鞋，大宝吃饭的时候就爱把脚放在桌上欣赏自己的新鞋。这要什么紧？我妈非不许他这样，惹得大宝哭了一场……唉，摆弄孩子真麻烦！”

“是哪一阵风吹来了您……”我记得这是《青年近卫军》第二版里的一句话，如果我的记忆力不错的话。法捷耶夫接受了斯大林同志的批评，第二版里加进了突出克拉斯诺顿州党的领导作用的情节。我那个时候担任着先是新民主主义后来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层领导工作，我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党对于青年先锋主义的批评。我甚至还知道托洛茨基“匪帮”最喜欢蛊惑青年人。

一个王蒙说：不知为什么我联想起一个故事。这当然只是民间传说。你当然还没有忘记那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主席献红卫兵袖章的女孩子。她颀长，白皙，梳着长辫子，戴着近视眼镜，活脱脱一个女秀才。后来据说是主席教导她只是文质彬彬不行，还要搞“武”的。于是她改了名字，说是不再文质彬彬，剪短了辫子，改换了军装，很可能也抛掉了眼镜，哪怕是露出外凸的黑眼球，哪怕是视力模糊也要充溢革命造反的蛮气。于是她提着牛皮腰带，口里说着“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冲到了“革命”的第一线，亲手用皮腰带打死了一个又一个“地富反坏右”。也可能并没有打更没有打死，传说完全不是事实。让我们假设她只是虚构中的人物。即使如此，所有这一切也只是令人震惊和恐惧而已。也许我们还可能想起一个又一个巧言令色的“斗私批修”与“活学活用”的典型。如果这个时候她忽然又改换了一副腔调，委婉多情、梦魂温柔而又雄辩滔滔地讲述自己是怎样为“革命”牺牲了自己的女性青春，再把这一套陈词滥调用零落的花瓣装饰成一碟不能下酒的拼盘。还可以联想或者设想这里出现了一个发表喋喋不休的演说的光屁股婴儿。一把自称是“见红”千次的豆腐做的牛耳尖刀。一个五颜六色的会唱歌的驴粪蛋儿。一个用模具冲压生产的标准件儿，一种可以避水火的口诀。总而言之这一切令人作呕！而我还根本没有提到那叙述的拙劣，语言的苍白，完全失去信心的胆怯……这样的写作只能是一个真正作家的羞耻！

“柜子上大大小小的许多包袱”，“画片右下角盖着……图章。”那时候，我的讽刺仅此而已。而第一个编辑把大宝改成了大宝宝。第二个编辑又把大宝宝改成了大宝。这份旧稿子真有点“眼”呢！

原稿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丢失了一页手稿。叫做残缺的美。这篇复原小说的题目应该叫做《残缺的尹薇薇》。这篇旧稿是在1979年由“摘帽办公室”还给我的。

“你不高兴了吗？为什么？究竟，我们是朋友。六年，一晃就过去了，今天好容易见了面……连顿饭都不肯吃……”

我凝视着她——她还是尹薇薇，六年来并没有变得多，卷起发边，更漂亮，更丰满了。随着目光的头一刹那接触，那久已遗忘的、无数的甜和苦的回忆一股脑儿全翻上来了。回忆搅扰我，压迫我。于是眼泪无端地上涌，于是我讲不出话。

苏共二十大以后，说是经过调查，斯塔霍维奇并不是叛徒，他也是爱国者。他的名字将与奥列格、邱列宁等列在一起。而这个时候，法捷耶夫已经自杀了。

“就在小说里的‘我’去找尹薇薇并进行那苍白狭隘的谈话的时候，一列列的火车从黑龙江大兴安岭拉来了木材，一幢幢新楼从过去的荒原和沼泽地上矗起，一个又一个的油井喷出了黑色的石油，一队队地质勘探队员在祖国的地图上做出了新的标志，一艘艘轮船在乐曲声中下水，一面面镰刀斧头红旗下面新党员在宣誓……看，你与你的尹薇薇是多么渺小，多么卑鄙！”

那保姆低着头，赶忙说：“是，是，不回家也成。好在他病得也不重。”然后拿起装满炉灰的簸箕，退走了。

“真的不吃饭了？”她失望地问了我一句，披上呢子外衣。

她家的保姆进屋添火，扫净了灰以后嗫嚅着和尹薇薇商量：“刚才杨大嫂捎信来，我那二小子又病了，过了一会我想回家看看……”

这里埋葬着一个普通的人，他幻想过也苦恼过，后来不幻想也不苦恼了，后来就结束了或者成了小孩子们眼中的迷雾了。

翻出三十二年前的旧作，是什么滋味？竖写横格稿纸，编辑勾画的痕迹，稚嫩而又温柔的书写……都已是迢迢往事。

从理想始，到尿布终，这就是生活在乌托邦中的那时的我为无数“女同志”概括的一个无喜无悲的公式。

美国人喜欢把脚放在桌上，倒不一定是因为妈妈给他们买了新鞋。据说脚抬高有助于血液回归心脏有助于休息。请问，我为什么不喜欢男孩子？是一种逆向俄浦狄斯情结？

而你看不出来么？那“我”对于“物”的厌恶或者干脆说是惧怕。桌子、椅子、柜子、包袱……或者像毛泽东主席喜欢用嘲笑的口吻提到的——坛坛罐罐。毛泽东教导我们说，不要怕打碎坛坛罐罐。我的一个朋友，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都忙于坛坛罐罐。木匠就住在他们家。他们最早做起了各式各色家具。不久，家具就显旧了。后来他在舞会上结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后来他们的家庭也就瓦解了。

我用低沉的声音告诉她：“……你家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小画片，像一块块的膏药似的。你应该允许保姆回家看望生病的儿子。你责备你的母亲也没有道理，大宝的习惯不好，儿童教育是不能不管——”

多缺少男子汉气啊！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时候我还未婚么？我喜欢“凝视”，却不希望视野中闯入一个骄横的孩子。我为什么要用一种暗淡的调子描写一个姑娘做了妻子，做了母亲，又做了母亲。我不喜欢孩子？我不喜欢青年人长大？青春，这究竟是一根怎样敏感的弦呢？

我惶惑中随她进去，脱掉大衣，坐在火炉旁。

门外刮着刺骨的寒风，胡同里静悄悄。只有一个卖萝卜的老头儿，背着筐筐，提着摇摆欲坠的煤油灯踯躅着。我们并排走，像六年以前，我在左边，她在右边。我劝她不必送，她没言语，跟着我。

“我么？”她用食指指一下自己，“真没什么可说的……你申请转业吧，在部队里，不容易找爱人。你复员以后，我给你介绍……”

她很可爱。不止一个人追求过她。祝她幸福。

尹薇薇回到这间屋子，告诉我：

……马特维·柯斯季叶维奇非常镇静地、和解地说，虽然他心里的一根极细极细的弦已经给突如其来的忧伤拔动了……

小说的结尾应该是“我”告辞走在胡同里，没错儿，我记得“我”走得很快，但还是听见背后尹薇薇的叮咛的叫喊：

他的声音洪亮，气宇轩昂。我过去认为，后来认为，现在也认为他批得情理并茂，超出了平均水平。

“风大了，竖起你的大衣领子！”

尹薇薇

尹薇薇用“不论我想写什么著作，孩子撒一泡尿也就冲它个干净了”的话语拒绝了“我”，于是“我”有点悲凉。

陈旧的纸。曲别针也是那个年代的。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一个作家未发表的作品，算不算“迷雾”呢？195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我写下了小说的题目：

这里埋葬着一个普遍的人，她没幻想过也没苦恼过，她还没有开始，后来就结束了或者成了小孩子眼中的迷雾了。

《尹蔽蔽》——名字起得可好——继续写着：

底下的叙述使我不忍卒读：

有一个长着大眼睛的肤色红黑的圆脸姑娘，解放前她已经上了学。据说有一次吃鸡她表示要吃鸡的“后腿”，因而被工农干部所嘲笑。即使在批评的时候她的态度仍然礼貌而且文明，她大概是分工批老头儿卖萝卜的，“怎么能这样写呢？你看你把我们的生活写成什么了？你才这么小的就这样写……”

然后是——

“老天……是你！这是哪一阵风吹来的？”尹薇薇惊喜无措地攥住我的手。

福明的叛卖与最后被青年近卫军处死，是作家的虚构还是写实，我不知道。但《青年近卫军》中还有一个真名真姓的人物斯塔霍维奇。书中、同名电影中表现他是一个叛徒，由于他挨不住刑讯，一个又一个地招供，使青年近卫军的成员一个又一个地落入德国占领军手中，全军覆没。最后，在德军撤退以前，叛徒和爱国者一起被处决了。

尹薇薇沉下脸，问那保姆：“你的二小子怎么老病啊？这个月你已经回过两次家了。咱们讲定是没有休息，所以每月给你二十八块钱——我们部里干部雇的人都是给二十五块钱……”

读《青年近卫军》的时候，我觉得苏尔迦的遭遇写得很动人。李莎或者叫叶李莎维塔向苏尔迦发牢骚，责备干部和军人通通向东方撤退而抛下了人民。于是苏尔迦判定李莎是不可靠的，他转而去找早已彻头彻尾地腐烂了灵魂的福明。福明出卖了他。他关在监狱里，受了酷刑。他一次又一次地忏悔，为什么不分忠奸，不相信人民。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直觉而相信一小片公文纸——公文纸介绍说福明是好人……还说到了苏尔迦当政期间怎样使小学教师失望，没有给小学教育以足够的关怀重视……这是“最主要的失望”呀！沉重的忏悔是何等动人，这取得了政权变成了当权者的共产党人的沉重！

《青年近卫军》（第二版，中译本107页）写道：

下面进入了《尹薇薇》的核心，也就是最不成样子的部分了：

那么大的风，竖领子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旧情如柳絮，拂也拂不去就是了。这句话我在一篇纪念鲁迅的散文中提到过。

虽然是一起被处决了，爱国者流芳百世而叛徒遗臭万年。

我皱皱眉……“我费了好大劲来找你，有一点事情呢……”

她说，她的握着了门把手的手软弱无力地落了下来。“是什么风把您吹过来的？在这种时候！……”

又要起风了吗？

她敌意地询问地望着这个站在她家台阶上的陌生人……“马特维·康斯但丁诺维奇……苏尔迦同志！”

下面一笔是写尹薇薇为了买收音机把自己的文学专业书籍给卖了。这样的痛苦的经验是实有的。或者也许可以干脆说：又有什么可痛苦的呢？

于是《尹薇薇》印成了秘密文件。《年轻人》批起来了很不自在，不仅是作者不自在。因为短短的几个月以前毛泽东同志多次发言保护了这篇东西。而尹薇薇对待保姆的连虐待都谈不上的描写就成了最“反动之处”——叫做“要害”之处了。

……我止住了滔滔不绝的话，一个人看屋子的陈设。我看见了不新不旧的桌子、椅子、茶几、收音机、盆花、柜子和柜子上大大小小的许多包袱。我看见四壁上贴满了从苏联画报上剪下来的画片，有芭蕾舞、运动会、动物园、时装。有的画片右下角盖着“××机关俱乐部”的图章。隔室传来尹薇薇的声音，似乎在埋怨，还有一个老太太的声音，似乎在生气。

1989年4月

食指指自己，介绍对象，我把我当时最不喜欢的一切举动都给了尹薇薇。那时候我一点也不懂得宽容，不懂得“理解比爱更高”，也不懂得国情。我常常生气、悲哀，在生气和悲哀的时候连读老子的《道德经》与庄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不管用。

《尹薇薇》的第一轮编辑是一家报纸的文艺部，他们发了稿最后因为小说的调子不够高亢而决定不予采用。他们曾经不得已试图改一改，便把两个孩子改成一个孩子。尹薇薇变得只有一个孩子了。这倒与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融洽地契合了。

……她引她的两个孩子见我，小女儿刚会走路。我吻他们，但是，小的那个却哭；大的男孩子穿得很阔气，推开我，又口齿不清地说：“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