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子

“没什么，”我说。过了一会，真的好多了。我抬起头来，睁开眼，取了根烟。

“再来点咖啡，怎样？”我说。“也许看上会儿新闻，”我说，“我和吉尔也就该回家了。”

“再见了，”她说。“告诉吉尔，谢谢昨天的晚饭，告诉她我说了再见。”

“哪儿不舒服？”吉尔说。

我靠窗站着，话筒压在耳朵上，看着远处镇上的灯光和近处亮着灯的房子。吉尔在桌旁坐着，随手翻着那本目录，竖着耳朵在听。

我喜欢我住的地方。刚搬来时并不是这样，晚上什么都没得干，很孤单。后来遇到了吉尔，没几个星期，她就把她的东西搬我这儿，和我住一起了。我们并没有个长远的目标，只是觉得生活在一起很愉快。我们都对对方说这次自己总算是走运了。但我母亲过的不太顺心，她写信告诉我她要搬我这儿来。我回信说这不是个好主意，这里冬天的气候很糟糕，离镇子仅几哩的地方正在修监狱。我还告诉她说，夏天里，游人把这儿挤得水泄不通。但她就像根本没收到我的信一样，说搬就搬过来了。然而，在镇子上住了还没到一个月，就告诉我她恨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她搬过来和不喜欢这个地方，都是我的错。她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地方如何糟糕，吉尔称这为‘增加负罪感’。她告诉我公交车服务很差，驾驶员一点也不友好。至于老人活动中心的那些人——她不想和他们一起玩纸牌。“他们可以去下地狱了，”她说，“带上他们的纸牌游戏。”超市里的工作人员粗暴无理，修车站的人对她和她的车都不在乎。对租房子给她的那个人，拉里·海德洛克，她早有了自己的成见。她称他为拉里国王，“就因为有几间破房子，几个臭钱，他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我真希望我从来就没见到过他。”

过了大约十分钟，吉尔从洗手间出来。我在看邻居给车换机油的当口，喝了瓶姜味汽水，又找到一截大麻烟屁股，正准备把它给抽了。吉尔不朝我看，径直走到厨房，把一些盘子和餐具放进一个纸袋里。当她经过起居室往回走时，我站了起来。我俩拥抱在一起。吉尔说，“没关系。”什么没关系，我有点诧异，就我而言，没有一件事是没关系的。但她抱着我，在我肩上轻轻地拍着。我能闻到她身上清洁剂的味道，她下班回来身上总带着这股味道，到处都是，连我们躺床上时也闻得到。她最后又拍了我一下，我们就出门了，开上车去镇子另一边我母亲那儿。

吉尔从来都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她今年三十五岁，短头发，替狗做美容为生。做这项她喜欢的工作之前，是个家庭主妇。后来，厄运降临了。她的第一任丈夫绑架了她的两个孩子，把他们带到澳大利亚去住。她的第二任丈夫，在一次喝醉酒后，打破了她的耳膜，然后开着他们的车，穿过桥栏杆，翻到艾尔瓦河里。他没买人寿险，更别说财产险了，吉尔不得不借钱来安葬他。而且，有比这更绝的吗？她收到了张帐单，让她付修桥的费用。别忘了，她还得付自己的医药费。现在，她已从这些事里恢复过来了，并可以把它们当作故事来说了。但她对我母亲失去了耐心，我也早没了耐心，但我能有什么选择。

“我很高兴，吉尔。但我知道他不会把押金退给我。”

“我现在不想去想那个，吉尔。”我母亲说。

她搬来时正值八月，热的要命。一到九月，就开始下雨，连着几周，几乎天天都在下。十月份，天气转冷，十一月和十二月又下上了雪。但早在这之前，她就开始抱怨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以至于我不想再多听一句，我最终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她。她哭了，我抱了抱她，觉得事情过去了。但没过几天，她又老调重谈。圣诞节前，她打电话过来，看我什么时候把给她的礼物送过去。她没有摆圣诞树，根本就没打算摆，她说。而后，她又说了些其它的事，说如果天气再不好转的话，她就去死。

“我饿的不行了，”我说。

“明白我说的了吧？”吉尔说。“你把他给逼疯了，他因为替你担心，自己都不正常了。”她在我椅子的一边，我妈在另一边，她们随时可以把我一撕两半。

她还在那儿说个不停，一遍遍地唠叨着将要开始的旅程。她准备一直开到下午四点，然后找个汽车旅馆过夜，她估计天黑前能赶到尤金。尤金是个很不错的小镇，她来我这儿时曾在那儿住过一夜。第二天一早离开旅馆，如果上帝关照她的话，下午就能到加州。上帝会关照她的，她知道。不然的话，你怎么解释她到现在还活在世上？他早为她规划好了。她近来总在祷告，也在为我祷告。

“这就是国王，”我母亲说，“拉里国王。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有钱，可以住在大房子里，多收别人的租金。好吧，我希望离开后，再也不用见到他那张吝啬的老脸。把鸡都吃掉。”她对我说。我摇了摇头，点了根烟。拉里推着割草机从窗前经过。

我母亲开始罗列自她搬来后，拉里所做的对不起她的事情，当然，这都是她的主观想象。我也不在听了，开始想她就要上路的事。没人能够说得动她，阻止她做任何事情。我能做什么？我又不能把她捆起来，或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也许我最后不得不这么做。我真替她着急，她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要知道，她是我仅有的亲属。她不喜欢这里，想离开，这让我很难过。但我知道我不可能回加州去。想到这，我突然领悟过来，她走了以后，我可能真的再也见不着她了。

“为什么你要替他祷告？”吉尔想知道。

“别说疯话，”我说。

“怎么回事？哪儿不舒服？”她们问道。

“你要是能够在这儿待得愉快就好了，”吉尔说，“要是能再多待一会儿就好了，你知道吗？你儿子为你都操心死了。”

我像只饿狼一样，埋头吃饭，一句话不说。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不停地嚼着，看着靠冰箱堆起的箱子，给自己添了点凉拌卷心菜。

没一会儿，我就吃完了，我把椅子往后退了退。拉里·海德洛克开车来到屋子的后面，把车停在了我车的旁边。他从小卡车上搬下来个割草机。我通过桌子前方的窗户看着他，他没朝这边看。

我能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连聊聊天气都不行，天气是她的心病。我们道了再见，把电话挂了。

挂了电话，我在窗前又站了一会儿，希望能想出个办法，但是没有。我只好对吉尔说，“我们去妈那边吃个告别餐吧。”

我母亲早已收拾停当，马上就要搬走了。星期天下午，就在最后一刻，她来了个电话，让我们过去吃饭。“我的冷冻箱在化冻，”她告诉我说，“我必须把这只鸡炸了，不然就坏了。”她说我们最好带上自己的盘子和刀叉，她的厨房用具大多已装了箱。“过来和我吃最后一次饭，”她说，“你和吉尔一起来。”

“我去，”她说。说完，她站起身，进了洗手间，那是她不高兴时爱去的地方。

“是为了新房客，”吉尔说，“不管将是个什么样的人。”

别人在夏天里度假，我妈却在那时搬家。这是从多年前，我爸丢了工作后开始的。我爸被解雇后，他们把房子卖了（好像这是件应该做的事情），去了个他们觉得有点希望的地方。当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时，他们就搬走了。他们不停地搬东搬西，住在租来的房子、公寓、汽车房子里，甚至还住过汽车旅馆。他们不停地搬，每搬一次，东西就少一点。有两次他们正好经过我居住的小镇，就搬来和我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就像是迁徙的动物，只是他们的走动并没有固定的路线。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搬来搬去。有时，为了那片‘更绿的草地’，他们甚至搬到外州去。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北加州转悠。后来，我父亲过世了，我想我母亲会在一个地方多待一会儿了。但她没有，仍在搬个不停。我有次建议她去看看心理医生，我甚至说我可以帮她付钱。但她根本不理我，打点好她的东西，就搬走了。我这是孤注一掷，不然也不会去提心理医生。

吉尔和我妈在一起时，双方表面上还过得去。她们见面和告别时都要拥抱一番，谈论去哪儿买便宜货。但吉尔很害怕和我妈待在一起，她声称我妈把她的怜悯心都耗尽了，说我妈对所有的人和事都有敌意，应该去找个发泄渠道。像她年龄段的人那样，做做编织，去老人中心玩玩纸牌，或者去教堂。总之，做点什么，这样的话，也让我俩过几天清净的日子。但我妈有她自己的解决方法，她宣布她要搬回加州去。让这个镇上的一切都见鬼去吧，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就是别人白送给她几个房子，她也决不会在这儿住下去。

凭良心说，我妈把吉尔看成了个闯入者。就算退一步说，也不过是我老婆离开后、进入到我生活中的众多女孩里的一个。是一个（对她而言）会分去一部分感情、关心和一些有可能属于她的钱的人。是不是个值得尊重的人呢？绝对不是。我记得，我怎么会忘记，当年我们还没结婚呢，她就叫我老婆婊子。十五年后，我老婆跟别人跑了，她还是叫她婊子。

“他想干什么？”我妈停了下来，说。

拉里·海德洛克发动了他的割草机，开始割草。我和他有点熟，当初我告诉他我母亲要租房时，他把租金减了二十五块。他是个鳏夫，大块头，六十来岁，是个有点幽默感，但却不太开朗的人。他胳膊上布满了白毛，白头发也从他的帽子下面露了出来。他的样子就像杂志插图上的农夫，但他不是。他是个退了休的建筑工人，有点儿存款。开始那段时间里，我还幻想着他和我妈在一起吃吃饭，成为朋友。

“你怎么知道的？”我说。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呢？”吉尔说。“如果那地方那么好。”她拿起鸡腿，看了看，咬了一口。

吉尔翻着她的商品目录，她停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她说。“这和我想象的更接近，你来看看，可以吗？”但我没去看，我对窗帘一点兴趣也没有。“外面有什么，宝贝？”她说，“说给我听听。”

“我们会的，”我说。其实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在那儿生活的一塌糊涂，我不会回去的。

我们从去年八月开始待在一起，和我母亲决定从加州搬过来的时间差不多。吉尔本想把这变成件好事，但我母亲来的实在不是时候，那时我俩正努力使生活走上正轨。吉尔说这让她想起了她第一任丈夫的母亲，“她粘住你不放，”吉尔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觉得我眼看着就要被闷死了。”

我母亲把鸡递给吉尔，说，“我给原来的房东写了封信，她回信说有个一层的单元，非常好。离公交车站近，附近有很多商店，还有个银行和超市，是个最理想的地方。我不知道当初我为什么离开那儿。”说完后，她给自己加了点凉拌卷心菜。

“我会想你的，宝贝，”我母亲说，她接着又说，“我也会想你，吉尔。我会想你们俩。”

不知道怎么搞得，我突然想起了我爸用过的爱称。这往往是在他没喝醉、想对我妈说两句好听的时候。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每次听到这个，我就有股温暖感，不再那么害怕，对将来也更有信心。“亲爱的，”他会说，有时，为显示亲密，他也叫她‘心爱的’。“亲爱的，”他会说，“如果你去商店的话，能帮我带盒烟回来吗？”或“心爱的，你感冒好点了吗？”“亲爱的，见到我的咖啡杯了吗？”

注释：

她总在不停地打包和拆包。有时，一年里要搬两、三次。她总在说就要离开的地方的坏话，对将去的地方充满希望。她的邮件被搞的一团糟，救济金支票寄丢了，她得花上好几个小时写信，来纠正这些错误。有时，她搬出一幢公寓，住进仅几步远的另一幢公寓，一个月后，又搬回原来那幢公寓，只是换了个楼层或朝向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搬过来时，我特意帮她租了套房子，并确认她会喜欢屋里的家具和布置。“搬来搬去使她保持活力，”吉尔说。这给她点事情做做，我猜她肯定从中得到点常人不可思议的满足。但不管是哪种满足，吉尔觉得我妈肯定是神经不正常。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你怎样告诉你自己的母亲？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又怎么办？精神失常并不能阻止她计划和执行她的下一个搬家计划。

“味道真好，”吉尔说。

①汉纳（Hannah）是圣经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可参见《撒母耳记》。人们常用‘汉纳的祷告’来表示虔诚的祷告。

拉里·海德洛克在房子的一侧割草，前面街道上往来的车辆开的都很慢，太阳已落到树梢下面。我能听见割草机发出的震动声，几只黑色的鸟飞离电线，落在前院刚割过的草坪上。

“根本就不需要割，”她说，“他上周刚割过，有什么好割的？”

有什么好说的？对面的人拥抱了一会儿，然后，他们就一起进屋了。他们忘记了关灯，后来想起来了，就把灯关掉了。

我还没想好接下来怎么说，这个词就从我嘴里滑了出来。“亲爱的。”我又重复了一遍。我叫她‘亲爱的’。“亲爱的，不要怕，”我说。我告诉我母亲我爱她，我会给她写信。而后，我道了再见，把电话挂了。

“过不了多久，你就再也不用见到他了，”吉尔说。

两天后的一大早，我去给我妈送行，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为她送行了。我没叫醒吉尔，就算她上班迟到点也没什么了不起，给狗洗澡和剪毛不是件要紧的事。我妈挽着我的手臂，我陪她走到车前，为她打开车门。她穿着白色的休闲裤，宽松的白衬衫和一双白拖鞋。头发向后挽着，扎着条头巾，也是白色的。将会是个好天气，天空已透亮和泛出蓝色。

我们到来时，她正在屋子的后面等着我们。她今年七十岁，头发已经灰白，戴着付莱茵石框架的眼镜。她这一生里，没生过一天病。她先拥抱了吉尔，再拥抱我。她眼睛发亮，像喝了酒一样，但她并没有喝酒。好几年前，在我爸戒了酒后，她就跟着把酒给戒了。我们结束了拥抱，进了屋。大约是下午五点左右，我闻到她厨房飘出来的味道，才想起来我早饭后什么都没吃，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我太高兴了。”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并没有停下来。“他为此常睡不着觉，有时半夜里醒过来，会说‘我替我妈担心，睡不着。’你看，”她边说边看我。“这一直憋在我心里，现在总算说出来了。”

“看上去好像是来帮你割草，”我说。

过了一会儿，吉尔开始低头看自己的杯子，又加了点咖啡。我看得出来她已不在听了，但我妈仍在说个不停。黑色的鸟在前院的草地上走动。我听见割草机的声音突然加大，‘轰’的一声就停了下来，显然是叶片被一大块草卡住了。拉里试了好几次，才把割草机重新发动起来，鸟们纷纷飞回到电线上，吉尔在剔她的一个指甲盖。我母亲说旧家具收购商明早会来，收购那些她不准备托运和随身带走的东西：桌椅、电视机、沙发和床。但他告诉她说不想要那张牌桌，我妈准备把它扔了，除非我们想要。

“怎么了，宝贝？”我妈说。

“等我收拾停当后，这是我最后一次搬家了，老天保佑，希望你们过来看我。”我母亲说。她看着我，希望得到点肯定的答复。

“我会的，”我说。我站在那儿，想再说点什么，但不知说什么好。我们就这么互相看着，都想笑一笑，好让对方放心。突然，她眼睛闪了一下，我觉得她是想到了她的旅程和今天得开多远。她把眼睛从我身上移开，看看前方的路。然后把车窗摇起来，挂上档，就开走了。在十字路口，她不得不停下来等红灯。当我见她过了红绿灯、向高速公路的方向开去后，就回到屋里，接着喝咖啡。刚开始，心里觉得有点难受。过了一会，这股难受劲就过去了，我开始想些其它的事情。

“但其他人和他也差不了多少，”吉尔说。

我母亲没再说什么，接着吃她的饭。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隔壁住着个酒鬼，是个老女人。她从早喝到晚，墙壁太薄了，连她嚼冰块的声音我都听得见。她必须借助助步器才能走动，但这并没让她停下来。从早到晚都能听见那个助步器在地板上刮出的声音，还有她关冷冻箱门发出的声音。”想起她不得不忍受的东西，她摇了摇头。“我不得不搬走，一天到晚都是这喀嚓喀嚓的声音，真受不了，实在不能那样住着。这次我和经理说了，我不想和酒鬼做邻居，不想要第二层的。第二层看出去是停车场，其它什么也没有。”她等着吉尔再说些什么，吉尔没有再说。我妈转过头来看我。

我坐在椅子上，用手捂住脸，身体向前倾着。我就这样坐了好一会儿，并为自己这么做感到难堪，但我控制不住自己。这个给我生命的女人和那个我认识不到一年的女人，同时惊呼并向我围拢来，我的头埋在手里，像个傻子一样坐在那儿。我闭着眼，听着洒水器喷出的水柱抽打青草发出的声音。

吉尔点了点头，呷了口咖啡，说，“祝你一路顺风，找到你满意的住处。”

吉尔说，“不会太久了，你再也不需要和他打任何交道了。”

“我说的是真的，宝贝。除非是从我的棺材里，我不想再多看这儿一眼。我恨这该死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搬这儿来，我真希望我能一死了之。”她说。

“希望它好吃，”我母亲说。“但愿这鸡已经熟了。”她打开锅盖，用叉子捅了下鸡胸脯。“如果有什么东西我不能忍受的话，那就是半生不熟的鸡，我想是熟了。你们为什么不坐下？随便坐。我到现在还闹不清这个炉子，烤箱热起来太快。我不喜欢电炉子，从来就没喜欢过。把这些废物从椅子上拿开，吉尔，我住在这儿就像个被诅咒的吉普赛人，希望不会太久了。”她见我在到处找烟灰缸，“在你身后，”她说。“在窗台上面，宝贝。你坐下前，能不能给我们倒点百事可乐？只好用这些纸杯子了，我应该让你们带些杯子过来。可乐冰吗？我没有冰了，这个冷冻箱一点都不保温，一钱不值，我的冰淇淋都成汤了，这是我用过的最糟糕的冷冻箱。”

“宝贝，你什么忙也帮不上了，”她说。“能帮忙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太晚了。我想喜欢这个地方来着，我想着我们一起去野餐，开车兜风。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你总是那么忙，不上班的时候总和吉尔待着。从来不在家，即使在的话，也不接电话。这么说吧，我根本见不着你。”她说。

吉尔清理桌子时，她去煮咖啡，我把杯子冲干净。倒上咖啡后，我们端着杯子，绕过贴着‘小摆饰’标签的箱子，进了起居室。

“她后天就走了，”我说，“哎，吉尔，别勉强自己，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我跟她说她去不去都不要紧，我可以说她的偏头疼发作了，反正我又不是从来没说过假话。

几天后，母亲从她的新住处打来电话，她正忙着整理，到了个新地方后，她总是这样。她告诉我说，回到阳光充沛的加州后，感觉很好，我定会为此而高兴的。但她又说她住的地方空气里有点怪东西，可能是花粉，让她老是打喷嚏。交通和过去比也挤多了，她不记得她住的地方有这么多车辆往来。自然，那里的人开车还是那么疯狂。“加州司机，”她说，“你还能期望什么？”气候异常地炎热，她觉得她公寓的空调工作不正常。我让她去找公寓的经理，“你需要她的时候从来见不着她，”我母亲说。她希望她搬回加州不是个错误的举动。她停顿了一下，等着我的回应。

“这不是实话，”我说。她说的确实不是事实，但她就像没听见我说的一样，不停地往下说。也许她真的没听见。

做出搬家的决定后没两天，她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了箱。这是去年一月或二月的事，反正是去年冬天。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这些箱子已在她的房子里放了好几个月。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你不得不绕着它们走，或从它们上面跨过去。谁的母亲也不能这么住着。

“这会让我怎么想？”我母亲说。她接着说道，“其他和我一样年龄的女人可以活的很愉快，我为什么不能像她们那样？我只想有间房子，住在一个能让自己高兴的镇子里，难道这有罪？我希望不是这样，我希望我没向生活要太多的东西。”她把杯子放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等着吉尔告诉她她没有要的太多，但吉尔什么都没说。没一会儿，我妈就开始想那些会让她愉快的方案。

“我会想你的，”我说。我确实会。不管怎么说，她是我妈，我怎会不想她呢？但是，老天原谅我，我同时有点高兴，她终于要走了。

“吉尔，”我说。

我站在窗前，半天都没动，看着邻居家亮着灯的房子。一辆车从路上拐了下来，开上了车道。门廊的灯亮了，房子的门也打开了，一个人走了出来，站在门廊前等着。

“还有，”她说，“这天气也要我的命，见了鬼的冷。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这里是北极？如果你说了的话，我决不会来的。我想搬回加州去，宝贝。在那儿我可以出门走走，这儿我哪也去不了。加州那边有人，有关心我的朋友，这儿谁都不管别人的死活。唉，我只求老天爷保佑我，让我坚持到六月，如果我能活到六月的话，我就永远离开这个地方，这是我住过的最糟糕的地方。”

我记得我握着话筒，看着外面一个高高挂在电线杆上的人。他正在修理电线，雪花在他的头上打转。在我看他的当口，他的身体正向外倾斜着，全靠一根安全带拉着他。如果他掉下来会怎样，我在想。我不知道我接下来会说什么，我必须说点什么，但我脑子尽是些不值钱的感情，和一些任何做儿子的都不该承认的想法。“你是我母亲，”我最后说，“我怎样才能帮你？”

车的前排座位上放着地图和盛着咖啡的保温杯。我妈看着这些东西，好像已忘记了她刚把它们拿出来。她转过身，朝着我说，“让我再抱你一次，让我搂搂你的脖子。我知道，我会很久都见不着你的。”她用一只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把我往身边拉了拉，就哭开了。但她几乎马上就停了下来，后退了一步，用手掌压住眼睛。“我说了我不会这样，我不会。让我再看你最后一眼，我会想你的，宝贝，”她说，“我只能咬牙挺过这一段，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无法经历的事，我想我会度过这个难关的。”她上了车，把车发动了，让引擎空转着，她把车窗摇了下来。

我们把椅子拉近桌子，吉尔把盘子从纸袋里拿出来，分给大家。“搬回去后你住哪儿？”她说，“有地方了吗？”

我看着我妈，她停了下来。吉尔抬起头，她们都看着我。

吉尔坐在桌边，面前是一本打开的希尔斯商品目录，她一边从里面挑选窗帘，一边听我打电话。她做了个鬼脸，“我们非得去？”她把那一页摺了个角，合上目录，叹了口气，说，“老天爷，就这一个月里，我们已经过去吃了两、三次了，她真的要走吗？”

“我们要，”我说。吉尔看了我们一眼，想说些什么，又改了主意。

我明天下午将把这些箱子运到长途汽车站，再把它们托运到加州。我妈最后一晚将会住在我们那儿，第二天一早，也就是从现在算起的两天后，她就上路了。

“我巴不得马上就去死，省得碍别人的事，”我母亲平静地说道。“汉纳①，请你帮助我，我实在受不了了。”

小二 译

她把鸡叉到一个盘子里，把盛了鸡的盘子和豆子、凉拌卷心菜和白面包等，一起放在桌子上，又检查了一下是否忘记了什么，盐和胡椒。“坐吧，”她说。

“我就是知道，”她说，“我和这类人打过交道，他们千方百计地占你的便宜。”

割草机劈啪了几声就停了下来，没多久，就见拉里绕到屋子的后面，把水管子拖出来。他把水管子接好，又回到屋后去开水，洒水器就转了起来。

“你没挂吧？”我母亲问道。“我希望你说点什么。”

“因为我想这么做，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我母亲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我们不再需要祷告了？也许有人不需要，我不知道，我还能知道什么？”她用手把额前的乱发理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