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烩

我没写信。我想我当时正设法忘掉她，假装她根本不存在。莫莉是谁？我离开了自己的老婆，得到了别人的。维基，现在我想没准我也已经失去了维基。但是维基不会为治疗精神残疾而去什么夏令营。她是个难题。她离开了她的前夫乔克拉福特，而且不动声色，我想她从来没为那事失眠过。

莫莉和我一块儿七长大的时候，她是我的一部分，当然，我也是她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相爱。那是我们的命，那会儿我自己也信这。但现在，我不知道该信什么。我不是在抱怨，只不过在陈述一种事实。没什么能让我消沉的。我还得继续这样做。不是命运。以后的事，你认为它该怎样它就怎样，。冲动和错误，就像其他人一样。

说了这些无关紧要的话——就是说，我们没谈书，我们谈了我们的生活。书和它没什么关系。

那件事过去了。我们平安度过了。维基断掉了她的男朋友，或者是他断掉了她，我从没弄清楚。我知道她离开了我一阵子，然后又回来了。但我有种感觉我们不会平安度过这次这件事的。这一次不同。奥利弗给阿曼达下了那道最后通碟。

莫莉可是个写信老手。我们不住一起以后，她还给我写信呢。维基从信箱里把她的信取回来，一言不发地放在餐桌上。最后信减少了，越来越少，也越发奇异。她一写信，就让我不寒而栗。满纸谈的都是“先兆”和“征兆”之类。有时她还报告说，有一个声音告诉她她该做什么事或该去什么地方。有一次她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将“来往频仍”。她说，她总能确切地知道我在想什么。她说，她永远会“对我面露喜色”。读着她的信，我后颈上的头发都会热辣辣的。她还有个新词以代替命运：羯磨。“我正在贯彻我的羯磨，”她写道。“你的羯磨轮到恶运了。”

你睡不着的时候，脑子里都会闪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啊！开始时是想莫莉，有一阵子我几乎记不得她长什么样了，上帝，可我们从孩提时，就差不多没间断地一起呆了多年。莫莉，她说她会永远爱我的。现在却只剩下对她坐在桌前哭泣的记忆，她的肩膀向前倾着，两只手遮在脸上。永远，她说。但结局却不是如此。最后，她说，这没什么，无论她和我在余下的岁月里是否住在一起，对她来说真的没什么关系，我们的爱情存在于一架“高等飞机”上。她有一次在电话里就是这么对维基说的，那时，我和维基已经一起建立了家庭经济。莫莉打电话找到维基对她说：“你可以和他有关系，不过我也可以经常有我的。他的命运和我的连在一起。”

不管怎么说我都可以做到的。40元——你是在开玩笑吗？但我没有。我舍不得。这似乎牵涉到一个原则。至少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这里有个原则。

“他没说去哪儿。一家旅馆吧。他说我得自己安排一下然后离开——离开，他这么说的。他说那话的口气像圣经一一离开他的房子，离开他的生活，在一周之内。我想他到时就会回来的。亲爱的，所以我们真得尽快做出某种真正重大的决定了。你和我必须立刻下决心。”

一辆开着灯的轿车从外面驶过。天色透青了，我听见鸟叫。我决定自己不能等了。我不能就这么坐着，无所事事——就只能是这样。我不能总是等待。我已经等了又等，又怎么样了呢？维基的闹钟马上就会响，贝思就要起来穿好衣服去上学。阿曼达也会醒来。所有邻居都将醒来。

“就是的，”我听见巴克斯特太太说。她仍然穿着睡衣和拖鞋。屋外寒冷刺骨，她扯起睡衣挡住喉咙。“你真为我们做了一件好事，真的，你做了件好事。”

我希望我自已可以像这附近住着的任何一个人——个普通的、正常的、没有成就的人一一能上床、躺下，睡觉。今天将是个重要的日子，我希望自己能准备就绪。我希望我能睡一觉。醒来时发现生活中的一切都变了。不仅仅是大事情，像和阿曼达的这件事或过去和莫莉的事。除了那我显然能对付的事。

这会儿，那边的灯全灭了，只剩下厨房的那盏还亮着。我可以试着打电话给阿曼达。我可以这么做，然后看看这会让我走到何种地步！如果维基听见我拨电话或听见我打电话，走下楼来怎么办？如果她在楼上拿起听筒监听怎么办？此外，贝思也经常抓起电话。这个早晨我不想和任何孩子讲话。我不想和任何人讲话。实际上，如果可以，我想和莫莉谈谈，但是我再也不能这样做了一一她现在已变成另一个人了。她不再是莫莉了。但是——我该怎么说？——我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是谁又怎么样呢？”我说，“你从没见过那女的，”我撒谎道。“你不认识她。”她就是从那儿开始打我的。

阿曼达垂下眼睑，摇了摇头，好像她不堪同忆。

我热好牛奶，用勺把奶皮挑掉，把牛奶倒出来，然后我关上厨房灯，端着杯子走进起居室，坐在沙发上，从那儿可以望见街对面那儿扇亮着灯的窗户。但是我坐不安稳，不住地变换着姿势，一会儿把这条腿搭上来，一会儿又换那条腿。我觉得好像我可以爆出一些火花，或打碎一扇窗户——或者重新安排一下家具。

不，这是不正常的。我了解奥利弗——他很残酷，从不原谅人。他很可能会狠命打入下一垒——而且已经这么做了。他不会写这种信的。他不是给了她最后通蝶了吗？——不必再说了，一星期。现在只剩下四天了。或者是三天？奥利弗可能醒着，但假如他醒着，他也会坐在旅馆的椅子里，手里端着杯冰镇伏特加，两脚架在床上，电视小声地开着。他穿戴整齐，只脱了鞋子。他没穿鞋子—那是他做的唯一的让步。另外，他还松开了领带。

他们在我面前又站了一会儿，我们都没再说什么。好像我们要达成某种协议。不一会儿，他们转身走进他们的房子。在我头顶，在古老的松树枝条上一一那树枝就是从这棵树上落下来的一一鸟儿们开始彼此问候。至少我觉得它们是在互相招呼。

“你怎么了，伙计？我对这一切感到很遗憾。我知道现在确实很难。”然后他说，他去为我配些“杂烩”。他说这对解除我的烦恼有好处。“有助于你的神经，伙计，”他说“能马上让你镇静卞来。”他说，他有做“杂烩”的全部原料，他也一直想配制一些呢。

我停下手里的活儿，用胳膊抹了一下前额，“我一会儿就干完了，”我说，“我希望你们不介意。”

“你没承认你是和谁吧？”

我不能告诉他。我能说什么呢？我认为我是受了某种打击、我努力把肩膀抬起来，又落下。

突然一扇汽车门砰地响了一声。巴克斯特先生的车已在车道上，他坐在车里把车窗摇了下来。巴克斯特太太在门廊上对他说了些什么，这使巴克斯特先生慢慢点点头，睑转向我这边。他皱了皱眉。在她好的时候，巴克斯特先生是一位挺不错的普通小伙子——一个你，不会错把他当成什么特殊大人物的小伙子。但他是特殊的。就我个人看来。他是特殊的。首先，他刚刚有了整整一夜的睡眠，上班之前，他也拥抱厂了他的太太。但是他还没走，就已经在期待几个小时之后的归家了。诚然，在事情更高级的计划中，他的返家将是不重要的时刻里的一个事件——但即使这样它也还是个事件。

我希望我能到前院去大喊几声。“所有这些都不值得这样！”这就是我希望人们听见的。

可是，奥利弗自己在这个时刻是不是也醒着，正给阿曼达写信，急切盼望着重归于好呢？即使是现在，他也可能潦草地涂写着，努力劝说她，她现在对他和他们的女儿贝思所做的一切是愚蠢的，会带来灾难的，最终对他们三人都是悲剧。

我没注意的时候，阿曼达厨房的灯灭了。原先在那儿的那所房子像其它房子一样也消失了。只有前廊上的灯还亮着。我想阿曼达一定是把它忘了。晦，阿曼达。

我无法入睡，不过当我确信我妻子维基已经睡熟时，我起身下地，透过我们卧室的窗户，望到街对面奥利弗和阿曼达的住室，奥利弗已经走了三天了，他妻子阿曼达还醒着，她也睡不着。凌晨四点钟，外面悄无声息——没风，没车，甚至没有月亮——只有奥利弗和阿曼达的住处灯还亮着，树叶堆积在房正面的窗下。

大约一年以前，我发现维基在和别人约会，听说那件事之后我没去面对她，而是上了床，就呆在床上。好几天我都没起床，大约有一个星期——我不知道。我是说，我起来上厕所，或到厨房做三明治。我甚至在下午穿着睡衣就跑到起居室里，想看看报纸，但坐着坐着我就又困了。我动了动，睁开眼睛，又回到床上继续沉睡。我总也睡不够。

这件事真是胡闹。我知道，但我还是不能不想阿曼达。现在更糟。我发现自己开始想我的第一个妻子，莫莉。我过去想，我爱莫莉，甚于爱我现在的妻子。

我走出屋，朝汽车间走去，发现了那把耙子和几条薄麻布口袋。拿着耙子绕到房前，准备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想，在这件事情上，我已别无选择了。天色大亮——亮得足够让我做我必须做的事。那时我什么也没多想，就开始耙草。我耙了我们的院子，一丝不苟。要做得正确无误也是很重要的。我把耙子直插入草泥里，然后使劲往外拽。草的感觉一定像是某个人狠命拽了你的头发一下。不时有汽车打路上驶过而且放慢了速度，但我没抬头，只专心于我的工作。我知道车里的人会怎么想，不过他们完全错了——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又怎么能知道呢？我耙着草，很高兴。

现在轮到她看我了，我知道她是寻找一种终身承诺的表示。“一星期，”我说。我看着自己的咖啡，咖啡已经凉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我们正在努力把一切都承受下来。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过什么长远打算——即使有的话——，也不过就是几个月来，从调情到恋爱，然后就是下午的幽会，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在严峻的困境中。非常严峻。我们从没想过——一百年之内不会想——这个下午，我们会躺到这么个咖啡店里，努力对这件事做出个决定。

“我们不介意，”巴克斯特太太说，“接着干吧。”我看见巴克斯特先生站在她身后的门道里。他已经穿好了他上班穿的宽松裤，运动衣，系好了领带。但他没敢到门廊上来。后来巴克斯特太太转过头去看巴克斯特先生，后者耸了耸肩。

阿尔弗莱多跑过来，拿了把椅子，坐到餐桌旁我的身边。他把他那双画家的大手放在我肩上。我仍在抖。他能感觉到我在抖。

一台带钟表的小收音机。

我乘飞机去那边安排后事。她还在验尸所，她们把她的钱包和她买的食物放在办公室的桌子后面。她们递给我钱包时，我没好打开看。她从食品店里买的东西是一大瓶梅特穆西尔酒，两只袖子，一桶松软的乳酪，一盒脱酸乳，一些土豆和洋葱，还有一包已经变色的肉。

如果我真看见了她怎么办？那将怎么办？维基说我疯了。昨晚她还说了些更恶毒的话。但谁能指责她呢？我告诉了她——我必须这样——但我没对她说是阿曼达。当阿曼达的名字被提出来时，我肯定地说不是她。维基很怀疑，但我不会讲出姓甚名谁的。我不会说出她是谁，尽管维基不断地逼我，后来甚至还几次打过我的头。

“我没提任何人的名字，你是这意见吧。”

后来怎么样了呢？她死了。她从食品店出来往家走，提着买回来的食物回她的住处，她掉进什么人的灌木丛里就死了。

想想看，自我们认识以来，我从没得过她一封信。自我们陷入情网这么长时间以来——六个月，八个月——我还没见过一小张她的笔迹。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能读书写字。

奥利弗是残酷的。

去年她向我要——在两次付钱的中间，三月或四月—一台收音机。有一台收音机她说，对她来说大不一样。

好了，我总算把这弄完了。还有其它院子，最重要的院子。我跪下身，紧紧抓住耙柄的下端，拨下最后的一些树叶，装进口袋，系紧袋口，我提不动它，就只好呆在那儿，手里攥着耙子跪在草地上。我抬起头时，看见巴克斯特夫妇一起从门廊台阶走下来，踏着潮湿、清爽的草地慢慢朝我走来。他们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停下脚，仔细地端详着我。

我想去睡觉，不过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们不久就需起床了。再过一会儿维基的闹钟就要响了。我希望我能上楼去，回到床上和我妻子躺在一起，告诉她我很抱歉，这是个错误，让我们忘掉这一切——然后睡，醒来时怀里揽着她。但我已丧失了这个权利。我现在完全出来了，我不能再进去！但假如我这么做了，假如我上了楼，像平时那样，溜到维基的床上，会怎么样。她可能会醒来，叫道，你这杂种，看你敢碰我，婊子养的。

算是这样，她会说什么？我不会碰她。我不会那样的，不会。

“你肯定吗？”我等着，直到她的目光离开咖啡，抬起头。

“你对奥利弗说了以后他说什么？”

几天前，我坐不住，就去耙院子里的草——维基和我的院子。我把树叶都装进口袋，扎好后靠在马路边上。我那时有种冲动，想到路对面去耙那边的草，但这想法没有贯彻到底。这是我的错，马路对面一切如旧。

维基。克拉福特·休斯。阿曼达·波持。我的命运就把我带到这儿吗？到了这条街，有了这些邻居，把这几个女人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

有一阵人们围在厨房里开玩笑，他们笑话他深更半夜做什么“杂烩”，不过阿尔弗莱多没反击。不久，他们就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俩。后来，阿尔弗莱多手里拿把勺站在炉边望我，我就从桌边缓缓站起身。我走出厨房，进了浴室，然后打开浴室通向一间空房的门——我躺到那房里的一张床上睡着了。我醒来时已是下午。“杂烩”没影了。锅泡在水池里。那些人一定把它吃光了！他们一定是吃了它，变得平静了。所有人都走了，房子很安静。

她又摇摇头。

牛肚，他开始做牛肚，放入了一加仑水。然后他切了些洋葱，放人水中，水已开始沸腾。他往锅中放了些西班牙香肠。这之后，他又往沸水里扔进些千胡椒，撒上些红番椒粉。然后是橄榄油。他打开一筒西红柿酱倒进锅里。他又加了几瓣蒜头，几片白面包，盐和柠檬酱。他又打开一筒——是玉米糁——也把它倒入锅中。他把所有东西都扔了进去，然后关小火，盖上锅盖。

那时我突然想到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一一我们带着一种紧张、警醒的表情一一是属于那些看下午电视节目的人的，而我从来不过就是把电视打开又关上。

我想我可以指出和莫莉散伙的确切时间，那个真正的转折点。那是在我开始和维基约会之后，莫莉发现了。他们有一天从莫莉教书的那所高中打电话给我，说，“快。你妻子正在学校前面翻跟头。你最好马上就来。”我把她带回家后，开始听到了什么“高能量”和“随波而下”——诸如此类的话。我们的命运“改变了”。假如说我以前还有所犹豫的话，我那时可是当机立断地离开了她——这个我一直最了解的女人，多年以来，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知己，我的心腹。我放弃了她。只为一点，我害怕了。

我几乎吃了维基的所有药片，却依然无法入睡。我很激动。不过如果我继续看下去，没准能瞥见阿曼达在她自己的房里走动，或许还会发现她正在窗帘后面窥视，努力看清她在那儿所能看见的一切。

我离开莫莉，抛弃她大约两个月以后，莫莉就那么骂过我。她那时真的病倒了，那场病一直在恶化。她姐姐要求她得到她所需要的照顾。我能说什么呢？他们把她带走了。他们说，他们只能这样。他们把我妻子带走了。我那时和维基住在一起，正试图戒掉威士忌。我不能为莫莉做什么。我的意见是，她在那儿，我在这儿，如果我想把她从那地方带来也做不到。但，事实上是我也不想这么做。他们说，她就呆在那儿，因为她需要呆在那儿。没人说什么命运的事。事情已超出了命的范畴。

我下楼时，维基还躺在她那半边。我想热些牛奶喝，以前我睡不着，想喝威士忌，但我放弃了这习惯。现在我严格限制我喝热牛奶。喝威士忌那会儿，我常在深夜时，因为口渴得厉害而醒来。但是，那时候，我总是提前作些准备：比如，我在冰箱里先存一瓶水。我醒以后，总爱脱水，从头到脚流汗，不过我一跑进厨房，就一定能在冰箱里找到那瓶凉水。我就把它喝下去，一点儿不剩，喝到喉咙处，整整一夸脱水。有时，我也用水杯，但不经常。有时我会突然酩配大醉，只好趔趄钻进厨房。我开始不能解释这种行为了一一刚才还清醒，转眼又醉。

她要的是一种带钟表的小收音机。她可以把它放在厨房里，晚上做什么东西吃时，可以拿到那儿去听。她也需要有个表看看，这徉她就可以知道什么东西该从炉子里拿出来了，或离她要看的节目开始还有多长时间。

阿曼达呢？我喜欢相信她，赞美她的心灵。不过她遇见我的时候，正在寻找什么人。当人们不想休息的时候，情况总是这样：他们开始做什么事的时侯，就知道会出现好的变化。

“他说没说他去哪儿了，或他要去多久？”我问，真希望自己没听见自己的话。我正在谈论的是我的邻居。奥利弗·波特。是我开车带他离开家的。

我想她会的。当然，她会。她谈论书对不对？这当然没什么关系。不过，我想，也有一点关系。无论如何我还是爱她，对不对？

最后——我能说什么？我在电话里对她说我没钱买什么收音机。我在信里也这么说了，这样她就会相信和理解。我没钱买什么收音机，正是我在信里写的。我说，我不能比我现在所做的再多做什么了。这些都是我的原话。

奥利弗走后，我只睡了几小时，维基见我拿拖把在房间里擦来擦去，她显得很不安，就决定根据事实作一显而易见的推断，现在她坐在她那边床上，嘎吱吱地躺到床垫那边大约十英寸的地力。她钻进被子，固定好自己的位置，这样就不至于睡着以后意外地滚到我这边来。她躺下后就再也没有动过，啜泣了一会儿，不久就睡着了。她累了。我也累了。

本篇选自《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花城出版社1992年4月第一版 于晓丹 译

可是我们为什么必须睡觉呢？为什么我们在危机中就会睡得少而在别的时候却睡得多呢？比如，我父亲中风那次。他昏迷之后醒来一一在医院病床上昏迷了七天七夜——平静地对他房中所有人说了声“你们好”。然后他认出了我，“你好，儿子，”他说。五分钟后，他死了。就这祥——他死了。但是，在整个那场危机巾，我从没脱过衣服、上过床。我时不时在等候厅的椅子上打个盹儿，但我从没到床上去睡过觉。

两天前的下午，阿曼达对我说：“我再也不能读书了。谁有时间呢？”那天奥利弗已经走了，我们坐在城里工业区的一间小咖啡店里。“谁还能专心致志地看书呢？”她搅着咖啡说，“谁还看书？你看吗？”(我摇摇头。)我想，会有人看的。你没见书店橱窗里摆着那么多书吗，还有那么多的俱乐部。“有人在看书，”她说，“谁？我不认识什么看书的人。”

比如说和我母亲的事吧，过去我每月都寄钱去，后来，我仍给她相同的数目，只是简化成每年两次。我在她生日时给她钱，在圣诞节时给她钱。我不必担心会忘了她的生日，也不必再为送她圣诞礼物而烦恼。我不必再担心，这成了周期性的行为。它就像钟表一样运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巴克斯特启动了车子，又加速。而后他又不费力地将车子退出车道，刹住车，换了档。开上公路的时候，他减缓了速度，迅速地朝我这边望了望。他把手抬离方向盘。这可以算是一次致意，一个告退的手势。不管怎么说吧，那是个手势。而后他就朝城那边望去。我站起身，他抬起了手——确切地说，下是挥动，不过跟这差不多。其它一些车也开了过去。其中有一位司机一定以为他认识我，因为他友好地在喇叭上轻轻摁了一下，我两边望望，走过了公路。

开始她还兜圈子。她说：“我当然很想要台收音机。不过我买不起。我想我只能等到我生日了。我过去那台小收音机，掉地上摔坏了。我很想要台收音机。”我很想要台收音机。我们通电话时她就是这么说的，要不然她写信的时候会提出来的。

那时是凌晨两点，我们都醉了，房子里有其他一些喝醉的人，立体声音乐震耳欲聋，但阿尔弗莱多走到冰箱那儿，打开冰箱门，又取出一些东西，他关上冰箱门，朝冷冻室里看了看。他看见了一包东西。然后他到碗柜里巡视一番。他从水池下的碗橱里拿出一只大锅，他做好了准备。

由于缺少睡眠，我感到暴躁。要是能睡着，能睡一次一个诚实的男人的觉，我几乎可以奉献一切。

但这不那么真实！我可以做得更多。我却说我不能。我可以给她买的台收音机，它能花我多少钱呢？35元？40或40元左右，包括上税。我可以给她寄一台收音机去。如果我不想太麻烦，也可以让商店的人寄去。要不然，我还可以给她一张40元的支票，顺便附一纸说明：妈妈，这是给你买收音机的。

这个和我一起开始生活的姑娘，这个可爱的人，这个仁慈的人，最后竟去找算命的人，看手相的人，水晶球占卜者，以寻求答案，试图算出她该怎样生活。她辞了工作，取出教师退休金，然后没有请教《易经》就再也没做什么决定。她开始穿奇装异服——老是皱皱巴巴的衣服，上面还滴着许多葡萄酒和桔汁。

我感到被缠住了。我的画家朋友艾尔弗雷多讲起她的朋友遇到挫折总爱这么说。被缠住，我被缠住了。

不过，我也从没给她写过什么。我们经常通过电话交谈，要不就面对面谈话。

孩子！我看见这些东西就哭了。我没法不哭。我就没想止住眼泪。在桌边工作的那位妇人很是困窘，她给我端来一杯水。他们给我一只袋子装我母亲买的食品，另给我一只袋子装她私人的遗物——她的钱包和一副假牙。后来，我把那副假牙放在我的大衣兜里，开着一辆租来的车，把它送给了殡仪馆的某个人。

“怎么了，伙计？”阿尔弗莱多说，他转过身时看见我的神态，“晦，怎么回事？你怎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我甚至没说：“别客气。”

这就是延续到那时的一切吗？一个中年男人陷入了他邻居的妻子的情网，和一份愤怒的最后通碟连在一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啊？一星期，奥利弗说。现在只剩下三四天了。

我看着他。我坐在那儿发抖，阿尔弗莱多在炉子上一边做着“杂烩”，一边说着话一一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还不时晃晃脑袋，要不就吹口哨给自己听。人们不时进屋来取啤酒。但阿尔弗莱多始终严肃专注于他的“杂烩”。元旦那天。他可以回到莫雷利亚的家，给家人做杂烩。

阿曼达厨房里的灯正亮着。那盏灯非常明亮，倾泻到外面那些树叶上。没准她和我一样，也感到害怕了。没准把那盏灯当长明灯留着。要不，她没准也醒着，坐在厨房的桌前，在灯下给我写信。阿曼达正在给我写信，无论如何，当这一天真正开始的时候，她就会把它放在我的手里。

哈。

我的第一个妻子——莫莉就是这么说的。“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开始时她可没这么说。只是后来，许多事情发生之后，她才开始使用诸如“宇宙的”、“授权”等这类词。但我们的命运没有连在一起——如果过去曾经连在一起，至少现在没有。我甚至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不能肯定。

而我甚至没去看望她—一一次也没有！那时，我想我无法忍受在那个地方面对她。但是，上帝啊，我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只可同甘不可共苦的朋友？我们经历了很多事。但我能对她说些什么呢？亲爱的，对这一切我很抱歉。我想我可以这么说。我想过写信，但我没写。一个字也没写。当你对一件事完全静下心来的时候，又能在信里写些什么呢？宝贝，他们待你怎么样？我很抱歉让你呆在你现在呆的地方，但别灰心。记得那些好时光吗？记得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吗？嗯，我真抱撇他们这样对你。结果竟是这样，真对不起。我真抱歉，现在一切都成了垃圾。我对不起你，莫莉。

她有一阵也什么都没说，后来她开门道：“休斯先生，早晨好啊。你今早好吗？”

我抬起眼睛。阿曼达又开始搅动她的咖啡。她不断地搅着。我碰了碰她的手，勺子从她的手指间滑落。她把它捡起来，又开始搅。在这间破烂的咖啡店里、荧光灯下，我们可以是坐在桌前喝咖啡的任何人。任何人，差不多。我拿起阿曼达的手，握住它，这似乎显得很不一样。

有一次，莫莉在那个地方，我的情绪不太正常——我们还是面对它吧，我也疯了一一有一天晚上，我在我的朋友阿尔弗莱多家，我们一群人喝着酒，听着音乐。我不再在意我所遇到的事。我想，所有该发生的事都发生了。我感到不平衡。我感到失落。不管怎么样，我是在阿尔弗莱多家。他画的热带鸟和动物挂在他房内的每一面墙上，还有好多画摆在屋子的四周，比如说，靠在其它家具上——桌子腿，或他的砖木制书箱，另外还堆在他的后廊上。厨房兼作他的画室，我坐在餐桌边，眼前放着一瓶酒。正对着小径的那扇窗户前，有一只画架闪避地靠在一边，桌子的一头放着几管压皱的油彩，一只调色板和几把画笔、阿尔弗莱多正在几英尺以外的一张柜台前为自己斟酒。我喜欢那间小屋的简陋和实用。从起居室传来的立体声音乐音量开得更大了，充满了整个房间，连厨房的窗玻璃都在窗框里嘎嘎作响，我突然开始抖动、起先是我的手开始颇抖，而后我的胳膊、肩膀都抖起来，我的牙齿开始打颤。我抓不住杯子。

我不住地描绘阿曼达穿着的粉色睡衣，就是我非常喜欢她穿的那件，还穿着粉色拖鞋。我还确信她此时就坐在那张大皮椅里，坐在那盏读书用的黄铜灯下。她在抽烟，一根接一根。手边有两只烟灰缸，都满了。在她座椅的左边，挨着灯，有一张绝妙的桌子，上面堆满杂志一一通常是那些文雅的人读的杂志。就某一点来说我们是文雅的人，我们所有人都是。此刻，我想象，阿曼达正在翻看一本杂志，还不时停下来看一眼插图或漫画。

“你听我说。听我怎么说，伙计。我现在就是你的家人。”阿尔弗莱多说。

后来我最多见过阿尔弗莱多一两次。那晚过后，我们的生活就使我们分道扬镳了。当时在场的其他人——谁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呢？我可能到死也尝不到杂烩了。不过谁能说呢？

喝酒是我命运的一部分——至少在莫莉看来。她把命运看得非常重要。

“命，”莫莉过去说。我知道她现在还在这么说。

她甚至参加了一个什么小组，我不是开玩笑，他们总是坐在一起，试图浮在空中。

我耙完了我们的院子，把口袋放到马路边石旁边。然后我开始到邻屋巴克斯特家的院子去干。几分钟后，巴克斯特太太就出来了，穿着浴衣站在前廊上。我没和她招呼。我不是窘困，也不是想显得不友好。我只是想继续干我的活儿。

后廊上，我找到几条旧粗布裤和一件长袖棉线衫，我换下睡衣。然后我穿上帆布鞋——“酒鬼”鞋，阿尔弗莱多这么叫它。阿尔弗莱多，你在哪儿呢？